抽烟的西西弗

距今整整九十年前，一位立陶宛裔的退役奥匈陆军将领——约泽夫·毕苏斯基（Jozef K. Pilsudski），带着大名鼎鼎的钢琴家扬·帕德雷夫斯基（Ignacy Jan Paderewski）赶到了巴黎。他们是作为一个在地图上尚不存在的“新国家”——波兰第二共和国的临时元首和总理，前来争取战胜国的承认的。正在巴黎参加和平会议的美国总统威尔逊接见了波兰代表，帕德雷夫斯基掏出一张地图，认真地解释说：从历史上看，整个世界的一大部分都应当属于波兰。很快，全法国的人都知道了这个笑话：“如果英国人写一本关于大象的书，他们会描述这种动物的栖息地以及如何捕获；德国人会写一篇生物学论文；而波兰人一定是这么开头的：‘大象问题是波兰问题’。”

波兰问题是1919年和平所造就的一类最典型困境：在公元10到18世纪，与立陶宛大公国组成联邦的波兰王国曾是欧洲幅员最辽阔的大国之一，但它在18世纪末就已经被俄国、奥匈帝国和普鲁士瓜分干净。至于现在的“第二共和国”，纯属历史造成的意外：1918年11月，当沙俄、德国和奥匈三大帝国在同一时间宣告崩溃时，各自为战地斗争了一百多年的波兰人“偶然”发现他们可以伺机复国。临时国家元首毕苏斯基匆匆忙忙地将四五个自行宣布独立的团体整合进了一个联合政府，随后就发现在他治下的国家有9种法律体系、5种货币和66种不通用的铁轨规格；不仅如此，巴黎的协约国会议虽然依据“民族自决”承认了波兰的独立，但波兰的所有边界都还未最终确定。

“公正的”伍德罗·威尔逊总统在“十四点”纲领里是这么描述他所理解的波兰问题的：“它（波兰）必须包括无可争议地是波兰人所居住的领土，……它的政治和经济独立以及领土完整必须由国际条约来保证。”他以为那是“一回事”，其实根本就是三四个相互冲突的问题：在过去的120多年里，“波兰人”分别归属于三个不同的国家，生活在不同的法律和行政体系之下，忠诚于不同的政权、养成了不同的传统，甚至还作为敌对国家的军人进行过你死我活的厮杀。它的地理边界模糊不清：西北部是德国的一整片飞地东普鲁士，北部和东部是俄国革命以后陆续成立的十几个不同名目的地方政权，西南部则是另一个新国家捷克斯洛伐克。所有这些边界都没有大山、大河一类的显著地理界限加以分隔。至于“经济独立”，那更是直接和“包括无可争议地是波兰人所居住的领土”这一项冲突的：要争取重要的煤矿产区，波兰就得和捷克斯洛伐克争夺切青地区（Cieszyn）；要维护波兰地主在主要是乌克兰农民耕种的东加里西亚地区的财产权，就得侵害乌克兰人的经济独立。划分东部边界更是一项不可能的工作：在波兰王国最强大的阶段，整个立陶宛、大部分白俄罗斯和远至黑海的整个立陶宛都是它的“王土”。如果承认波兰“复国”是收回当初被三大强国瓜分的全部领土，那乌克兰、白俄罗斯、立陶宛、爱沙尼亚和拉脱维亚和波罗的海德意志人的大部分领土似乎也应包含在内（比如毕苏斯基的出生地扎拉瓦斯），但这显然又违背了“民族自决”的本意。英国首相劳合·乔治满含讥讽地告诉帕德雷夫斯基：“是啊，你们要自由。可是别忘了，你们的自由还不是用其他民族的鲜血换来的。”

关于新波兰的安全保障特别是边界问题，毕苏斯基有过一番精彩的论述：“我们能从西方得到多少土地完全仰仗于协约国及其压榨德国的程度。”至于东方，“有那么几道或关或闭的门，形势取决于谁将破门而入、踏进去多远”。他明白无误地点出了1919年和平的两大支柱：在中欧，将德国变作纯然的国际政治客体（Object）；在东方，将布尔什维克俄国（及日后的苏联）完全排除出欧洲事务。毕苏斯基钻的就是这个空子：一个从波罗的海延伸到黑海的“大波兰”（Greater Poland）将成为欧洲抵御俄国西犯的屏障，同时有效改善奥匈解体后德国继续稳坐于欧洲中心、在事实上无法被彻底打倒的局面。这也是波兰最有力的支持者法国所乐见的。

1920年4月，毕苏斯基开始向乌克兰进军，苏波战争爆发。一个月后，波军进占基辅。但俄国人马上回过神来，工农红军开始自白俄罗斯和乌克兰两个方向发动反击，至8月初已经进逼波兰首都华沙城下。就在全世界都认为波兰必将灭亡时，毕苏斯基冒险对苏军的南翼发起最后一击。涌向整个西欧的红色巨浪，在华沙城下戛然而止。

“维斯瓦河奇迹”（Cud nad Wisla）是毕苏斯基治下的波兰最大的荣光，也是“大波兰”梦想的回光返照：1919年和平的基础“现状”（Status quo）保住了，毕苏斯基的“海间联邦”也被埋葬了。1921年，苏波签署合约。波兰人有九十九个自我陶醉的理由：他们依旧是小国中的最大者，在东欧找不到对等的敌手，人口和资源都足够向大国看齐。但最后那一块短板就足以否定掉之前的所有优势：波兰的位置在两个手脚从未被完全捆住的邻居（德国和苏联）之间，唯一的盟友法国却远在千里之外；单靠自己，它什么都做不了。因此，当德国在1926年9月正式加入国联时，波兰的命运其实已经注定了：只要其中一个——或者两个——强邻轻轻出手，它的名字就会再度从世界地图上消失。

劳合·乔治对波兰问题另有一番高见：“让德国人和俄国人都觉得公平的方案才是波兰真正需要的。”此言不虚。毕苏斯基元帅守护他的国家到1935年，也不过让这个共和国活过希特勒上台后的蛰伏期。1939年，德国和苏联同时出手，波兰再度从地图上消失。到六年后又一个“波兰共和国”浮出水面时，它的整个版图西移了整整300公里，并且完全倒向苏联。一切都变的不同了。

（原文载《世界博览》杂志2009年第21期，发表时有删节）

（谨以此文纪念李双泽先生诞辰六十周年）

9月底最忙碌的那个礼拜，W君从台北寄来了《敬！李双泽：唱自己的歌》的CD。伊连带告诉我，夏天之前，金曲奖评审团决定给这张受众不多的大碟发个特别奖，据说是为了表达“对台湾本土音乐先驱之崇敬”。我想起这个人已经死了有三十几年，一直到将近二十年的时候才可以重新唱他的歌，便觉得这种奖纵是发了也无甚补益，不过徒增伤感。两年前李双泽去世三十周年的时候，淡江大学搞了很繁琐复杂的纪念活动，先有“纪念碑”后有演唱会，陶晓清、胡德夫、杨祖珺都来了，那也是说散就散，没有多少余音的。现在要听杨弦、胡德夫这些人唱歌，都要等“四十年”、“五十年”一类名目复杂的纪念活动了，仿佛民歌手没有成长，只有衰老——三十多年前是“横空出世”，三十多年后则成了古董，摆在橱窗里看看。或者按照我们熟悉的调子，叫作“完成自己的历史使命”了。

李双泽一定不是这样。1976年12月3日，这个胖子将吉他如同扁担一般背在肩上，握把上挂个可乐瓶，挑衅似的跳到淡江文理的西洋民谣演唱会台子上，大声问台下：“我从菲律宾到台湾到美国到西班牙，全世界的年轻人喝的都是可口可乐，唱的都是英文歌，请问我们自己的歌在哪里？”后来自己变成异见分子的杨祖珺，当时差点以为此人是来“闹场”的。1970年代如日中天的胡德夫，被他咄咄逼人地追问过：“你是卑南族，你们有没有自己的歌？唱一首你们自己的歌！”流转时代的《歌从哪里来》（1976年）里写：“我们无能，我们这一代无法唱出自己语言的歌，多么可耻的事。我们这一群人脑袋里的音符词汇真被强奸了。”结论很简洁：“应该是回家的时候了。”

据说，李双泽第一次萌生要写“中国新民歌”的冲动，是因为在巴黎听到了大陆电影《上甘岭》那首著名的主题歌《我的祖国》。上个星期的《三联生活周刊》登了乔羽的创作手记，他讲起自己这个南方人第一次看到长江时的“震惊”，那水稻碧绿、白帆浩荡，使其脱口而出“一条大河波浪宽”（蒋勋说1977年他在忠孝东路艾迪亚餐厅听杨祖珺唱过《我的祖国》，不知是不是李双泽传去的）。蒋勋后来回忆，1972年的巴黎，七大每周三下午放映一部大陆革命样板戏，大教室里挤满了学生和工人，穿着蓝布“毛服”，一排排站起来高唱《国际歌》。他们这群踽踽的“遗少”、1950年代从殖民的出生地跑到一个名实不副的“中华民国”去的少数不得不自问那个题目：“我们能够很认真地去爱一个孤独的岛屿吗？”

这样才有了《歌从哪里来》，有了1970年代中后期的民歌运动，也有了那首大名鼎鼎的《美丽岛》。如果说李双泽们的问题意识是最“现代”和最西方的课题的话——被弃的“中华民国”何以自存？从“二等公民”到“南明遗少”，如何克制接二连三被遗弃的痛感？以及最根本的：在日益技术化、平面化和“同质化”的世界里，被割裂的、不完整的个体如何寻找到整全的“乡土”（或曰家园）感觉，并在世间自处？那么，他的解决方案恰恰是最古老和最东方的：回到土地中，回到水源头，重新发现作为“大地生民”的原始力量和“生而为中国人”的精神家园——而这个“生而为中国人”的精神内涵，并非每一个“自然的”中国人都了解和体会的到的。

台湾有人管李双泽叫“中国的Bob Dylan”。李双泽自己倒讲：“Dylan的歌，在台湾唱，满得意的，在纽约唱，觉得怪怪的。”大约是有深意的。所以有时不禁想，民歌运动“其兴也勃，其亡也忽”，和整个时代的主旋律倒是很一致的：在“越来越好”的时代，一心要“唱自己的歌”的李双泽，自然就变成了大地上的游击队员。在托尔斯泰那里，1812年的游击队员差不多就是整个俄罗斯自然力量的代表，游击队员品质（Partisanentum）的本质即是根植于土地。罗尔夫·施洛尔斯和卡尔·施米特讲的更多——“如果游击队员认同一种世界革命或者一种技术至上论的意识形态的绝对攻击性，他们便会改变自己的本质。”（施米特：《游击队理论》）这个形象也符合“启蒙”的破坏性影响：在18世纪之后，个人若想保持与土地的关联，就必须忍受在贫困、灾难和迫害的压力下流离失所，同时在“乡愁”之中找回自己的根。

2005年前后，胡德夫开始发《匆匆》。去年有人和我感慨，本以为胡德夫是一辈子不会出专辑的，不料如今也“落水”了，很有叹惋之意。我当时觉得无法回答。此时此地，单凭眼睛大概已难看出何事是出自本心，何事是商业的炒作和包装了。这样想来，不免要觉得，天才李双泽的“意外”死亡其实是个隐喻：1976年秋，结束长达一年半的欧美游历之后，他回到台湾，随后又短暂地去过一趟出生地菲律宾。1977年5月到7月，李双泽在短短两个月时间里写下了他一生中全部的音乐作品，随后就在9月10日因为营救游泳时落水的外籍友人溺毙于淡水兴化店海边——如同一种事先安排好的仪式。

他最后还是如愿以偿地回到了大地。这是每一个真正游击队员的归宿。

实际上，我根本无法想象，如果他一直活下去，到今天变成一个六十岁的老头，会是个什么样子。

李双泽留下来的歌，细数起来只有《心曲》、《我知道》、《红毛城》、《老鼓手》、《愚公栘山》、《美丽岛》、《少年中国》、《我们的早晨》、《送别歌》这九首（CD里另外收了《绿岛小夜曲》，窃以为并不相宜）。《老鼓手》和《我知道》失之拙朴，换作我是听不下去的；《红毛城》则与1950年代的一派大陆新民歌一样，放在当年是“主旋律”，如今再唱已经要被打成“不和谐”。至于传唱最广的那首《美丽岛》，因为政治背景之影响，和《龙的传人》一样被禁将近二十年（原因倒是截然相反：侯德健是“投共”，李双泽被说成支持“台独”——一个唱“隔着迢遥的山河，去看望祖国的土地”的歌手，成了“台独”）。《敬！李双泽：唱自己的歌》CD里收了胡德夫2005年弹唱《美丽岛》时的现场音，歌至哽咽，不觉老泪纵横。他那张《匆匆》里收的第一首歌是《牛背上的小孩》，而《美丽岛》正调的最后一句，就是“水牛，稻米，香蕉，玉兰花”。

记得杨弦在1975年拿出的第一张专辑《中国现代民歌集》，其中就有一首《民歌手》。词是余光中写的，意象很乱。杨弦曾经退出民歌运动二十几年，最近还偶尔出来唱几句，风采依旧很好。他还唱过一首叫作《乡愁四韵》的，也是拿余光中的新诗谱的曲。这样的歌，李双泽肯定是不会唱的，他早就在《少年中国》里就讲过：“古老的中国没有乡愁，乡愁是给没有家的人。少年的中国也没有乡愁，乡愁是给不回家的人。”

我时常失眠，有时也会想起这个留着长头发、光着膀子摆弄吉他、笑起来眼睛眯成一条缝的胖子，觉得他还是比我们幸福：五六岁时就跟着父母从菲律宾跑到台湾，终于回到了不知是少年还是老年的中国；二十八岁那年，又命中注定似的再度从菲律宾回来，仿佛就是为了在兴化店海滩完成自己的涅磐。《送别歌》的最后一句词是：“我们希望有一天能够重聚在水源地。”热爱大地的人，终有一天都会重聚在水源地。

1849年2月22日，小有名气的天主教政治活动家、“西班牙的蒙塔朗贝尔”（蒙塔朗贝尔伯爵是法兰西第二共和国时代君主立宪派的领袖）胡安·多诺索·柯特斯跑到柏林，当上了西班牙波旁王朝驻普鲁士王国的公使。在他上任之前十一个月，一场正在整个欧洲蔓延开来的“革命传染病”传进了德意志，柏林市民用四轮马车、麻袋、砖瓦和碎木片在国王大街上筑起了12个街垒。这会儿，在法兰克福召开的新国民议会正计划通过民主选举，拥戴普鲁士国王为新的“德意志联邦”皇帝。柯特斯这位顽固的耶稣会士觉得柏林已经待不下去了，于是跑到德累斯顿，托庇于萨克森国王弗里德里斯·奥古斯托二世。此后一直到1851年调任驻法国公使，他一直在观察这场德意志“建国革命”的整个经过，留下了一大堆书信、论文、演讲记录和呈递给马德里政府的秘密报告。

1848-1849年的普鲁士革命是一个酝酿已久的必然性事件，但其过程却显得格外离奇。长达数年的失业和普遍经济困难令大部分农民以及手工业者愤愤不平，野心勃勃的黑格尔派知识分子忙着煽风点火，鼓吹树立人民主权、建立全德宪法国家。至于强硬、保守的贵族党，他们在最近十年形成了一种不负责任的浪漫主义情结，认为与民众之间的温情脉脉的“协商”是有合理性的，也是“恢复古老德意志之三色旗”（意即重新建立统一的德意志国家）所必需的。普鲁士国王腓特烈·威廉四世和他的宠臣冯·拉多维茨将军乃是两个名不副实的反动分子。国王忧郁而脱离实际，认为城市里头充满着反政府分子，农村却是忠诚而可靠的，他决心通过制宪与这些“忠实的奴仆们”重新建立信任关系；拉多维茨也是个不可救药的立宪爱好者，并且成为了肤浅的革命狂热的第一批俘虏。因此，当法国和奥地利在1848年春天相继发生革命之后，普鲁士的国王和自由资产阶级结成了统一战线，驱逐了贵族军官团，在柏林召开了预备立宪会议；其他德意志邦国也开始群起效仿。当最敌视革命的奥地利首相梅特涅在维也纳仓皇出逃、柏林又落入自由主义政府之手时，德意志国家问题的决定权真正落到了人民手中。

1848年5月18日，经旧的德意志邦联（这是1814-1815年维也纳会议后，欧洲正统主义国家为取代被拿破仑废除的神圣罗马帝国而成立的松散的德意志国家组织，包括奥地利、普鲁士等39国，以奥地利为中心）议会和自由主义的预备国会批准，831名德意志各邦议员齐集在法兰克福的圣保罗教堂，召开主持制宪和“建国”问题的国民议会。巴登政治家施特鲁韦慷慨激昂的演说，最好地概括了革命浪潮中的人们抱着何等的乐观信念和不切实际的想法：“德国长期以来蒙受着深重的屈辱。这些屈辱可以借助如下词汇来说明：奴役、愚昧、对人民敲骨吸髓……现在，一切把德意志人束缚在事物的所谓现存秩序上的绳索已经全部解开了。在美因茨河畔的法兰克福联合起来的德意志人大会的任务是，准备好新的纽带，以便把整个德意志人民团结成为一个自由的伟大整体。”

柯特斯对法兰克福国民议会有一番精彩的评论。按照他的看法，那是一个“革命原则的怪胎”。议会拥有一批优秀的政治家和学者作为其成员，但它自身却是一个“应当遭鄙视”的政治因素——大家以喋喋不休的议论来掩盖整个议会软弱无助的状态。这倒是近似大名鼎鼎的法国启蒙思想家孔多塞的主张：政治生活的最高理想就在于协商，不仅立法机关要协商，全体国民也要协商，真理会自协商中“自然地”出现。于是，右翼的贵族党开始鼓吹建立邦联制国家，保留各邦的君主及其权力；左翼的自由派分子则鼓吹树立国民主权，支持单一议会制度；温和的中央党人既同意保留王权，又要求确立自由宪法和议会的优先地位。到了1848年12月27日，国民会议总算是通过了《关于德意志民族基本权利的帝国法》，随后又开始像模像样地研究起关于帝国幅员、联邦关系和政府形式等一系列关键问题来，打算在1849年初制定出一部根本的宪法，然后“为万世开太平”了。

在政体问题上，圣保罗教堂里的“建国大业”是以一种典型的自由主义宪政论作为其基础的。或者按照柯特斯所讥讽的，是以一种“永恒的商讨”为其特征的。所有人都赞成保留一位皇帝作为至高无上的权威，这个人的地位和意见超越了一切党派（从而也必然超越议会本身），因而具有最大的不偏不倚和公正性；但议会同时却又希望把皇帝变成一个纯粹的行政权代理人，这位贵人最好既没有独立意志又不能自行其是，其每一项活动都受到议会与内阁的制约，只能老老实实地执行议会的意志。柯特斯讽刺说，“就像自然神论的矛盾一样，自由主义的资产阶级希望有一个上帝，但是这个上帝却不能是主动的”。

这就是德意志的充满浪漫主义精神的自由派资产阶级藏在“永恒的商讨”之后的本质：他们痛恨绝对王权和贵族制，因而早早地向左转；但又害怕激进的民主派和社会主义会危及到自己的财产，于是随后又向右转、向王权求救，指望刺刀能保护他们。他们在左右两派之间大放烟幕，试图欺骗所有人，但始终没法解决一对矛盾——这些人既不想要一个强大的王权，又不想要彻底的人民主权。那么他们到底想要什么？

有些癫狂的国王腓特烈·威廉四世倒是看出了某些问题。他固然想入非非地希望与人民保持直接关系，但也清晰地嗅出了自由派对神圣君权的威胁。他坚持要为自己保留非常命令权和不经预算认可的独立权，并且打定主意，要把宪法作为打击自由派的工具。假如国民议会没法就大政问题达成一致，他就强行通过一部王权主义的宪法。

另一个大问题甚至比立法权与行政权的冲突更棘手。一部分代表支持建立一个包含奥地利、普鲁士以至现存的整个哈布斯堡帝国的大德意志联邦，这也是普王所暗中希望的，他要借助这场革命把奥地利变成普鲁士的附庸和跟班；另一派代表则支持建立一个由普鲁士统治的“小德意志”，不包括任何奥地利领土。从国际政治的角度看，这是最有可操作性的：欧洲最强大和最反动的堡垒俄国首先就不会容忍一个强大的、民主的、统一的德意志帝国，那会将它抛回到欧洲；英国和法国也不会满意。在现阶段，欧洲只可能有一个北德的新教德意志联邦和一个南德的天主教奥地利，而不是一个统一的以普鲁士为中心的大德意志。

到了1849年3月27日，国民议会已经无法在建国问题上再做拖延了。他们意识到，“对奥地利的等待就是德意志统一的灭亡”。在圣保罗大教堂里，人们以267票对263票的微弱多数通过了“小德意志”建国方案，并在次日公布了《德意志帝国宪法》（即保罗教堂宪法）。议会同时选举普王腓特烈·威廉四世为这个新德意志国家的皇帝。几天之后，国民议会主席西姆松带着一个32人的代表团来到柏林，恭请普王接受皇帝的封号。国王当场予以了拒绝，理由是“德意志境内各国王、诸侯和自由市”并未决定拥他为帝。至于真实的意图，他后来在给普鲁士驻英公使的私信中才略有透露：“霍亨索伦王族可以接受的皇冠并不是由枪弹轰击而成革命种子的大会所制成的那顶……这顶皇冠是不洁的，它充满了1848年革命的腐尸臭味。”他的浪漫主义幻想已经破产了。

随着腓特烈·威廉四世拒绝接受皇冠，圣保罗教堂里的所有工作也可以宣告寿终正寝了。继奥地利之后，普鲁士王国也从法兰克福召回了它的议员。左倾的激进分子跑到斯图加特，打算继续把会开下去；这个时候，绰号叫“农民国王”的符腾堡国王威廉一世决定来管管他们了。1849年6月18日，符腾堡王家军队冲进了斯图加特的“残余议会”，大部分心怀不满的议员只好拖家带口逃往美国。德累斯顿、普法尔茨和巴登的左翼民主派企图以武力强迫政府接受宪法，很快就被绰号“霰弹亲王”的王弟威廉（后成为普王威廉一世）镇压下去了。

法兰克福国民议会的建国大业，始自1848年5月18日圣保罗教堂会议召开，终于1849年6月18日激进派遭符腾堡军队“清场”，前后纠结了一年又一个月整。柯特斯在1850年1月30日谈及欧洲形势时，曾以一种马克思式的嘲讽语调总结道：德意志人民最初曾像拥戴自由女神一样对国民议会热烈欢呼、顶礼膜拜，但在一年之后却听任议会死去，“就像听任一个妓女死在小酒馆里一样”。在他看来，这差不多就是泛神论迷雾的必然结果。

在圣保罗教堂的这幕“建国”悲剧中，国王本人是以一个倒霉蛋和糊涂虫的形象出现的。倘若他更有耐心和宽容，本来可以联合中等市民阶级一同对抗自由派，把秩序维持的更久一些；假如他单单是为保全王位，那么无论是保持旧的德意志邦联还是血腥镇压都已足够，不必玩一场危险的革命游戏。说到底，普鲁士王国政府试图既以“革命”的名义攫取整个德意志国家的领导权，建立起一个强大的、民主的统一德意志国家；同时，却又处心积虑地要将君主制、权威、正统性等一干古老概念保存下来。这样的“建国大业”乃是历史上一类不可能实现的民主幻想，“理性和历史经验同样诅咒它”（《柯特斯文集》第五卷）。

在1848年的建国问题上，存在着柯特斯及其赞颂者卡尔·施米特与弗里德里希·梅内克（散见于其集大成的巨著《世界精神与市民国家》及《国家理由观念》）两种典型观点，更确切地说，即天主教政治观与作为其敌手的新教资本主义路线之附庸——历史主义学派间的对立。问题的核心在于：“柏林在1849年不论在政治上还是在思想上都不是一种专政获得其伟大历史意义的所在。”（施米特：“1849年柯特斯在柏林”，录《论断与概念》1940年版）浪漫主义也不足以赋予这一事业以足以与其身位相配的意义——恰恰因为其在内核上的与政治相抵触的虚无倾向。

柯特斯死于1853年，没能活着看到俾斯麦和威廉一世缔造的那个空前绝后的第二帝国。他始终都认为，德意志统一的思想是历史上不可能实现的民主幻想；如果在欧洲的中心形成一个强大的国家，那将是一场欧洲大战的前兆。在他死后66年，魏玛共和国的立法者们宣称他们已经解决了1848年的建国难题；又过了14年，从奥地利来的二等兵阿道夫·希特勒上台。决断的时刻耽搁了近百年，终于以最具否定性和最严酷的方式降临了。

（原文载《世界博览》杂志2009年第19期，发表时有删节）

《逆天而行——大正及昭和初期的日本海军》

作者：刘怡、阎京生

出版社：武汉大学出版社

出版时间：2009年7月

开本：16开

版次：1-1

字数：485千字

页数：455页

定价：55.00元

装帧：平装

ISBN：978-7-307-07023-3

目录

第一章、鹰与鹤的较量：大正时代的日本海军与日美竞争

第二章、魅影危机：从《兰辛-石井协定》到华盛顿会议的日美海军竞争

第三章、八八舰队的巅峰与终结

第四章、逆天而行：走入昭和时代的日本与日本海军（一）

第五章、沧海横流：走入昭和时代的日本与日本海军（二）

第六章、恶魔自东方来：走向太平洋战争的日本海军

附录

“神之大和”——“大和”级超级战列舰之舰政篇：“大和”级的建造与技术特点

“神之大和”——“大和”级超级战列舰之舰战篇：“大和”级的作战与覆灭经过

    说到作者与出版社的关系，我总想起乔治·吉辛的小说《新格拉布街》。

相识三年。

放你走，换我忧。

北京城里头，出名的是大馆子，常见的是小馆子。莫论是京菜、鲁菜、淮扬菜、杭帮菜，鱼香肉丝和宫爆鸡丁这两道小炒总会有。上班族解决午饭，小老百姓三两啤酒就着，着实美得很。但好像也没见哪家大宴宾朋、正经待客礼数里拿这两味小炒做主菜的——这自然不是因为鱼香肉丝和宫爆鸡丁味道不正，而是场合不同，对菜品的要求也不同。自己吃饭大抵只需管饱，鱼香肉丝、宫爆鸡丁已是有余；招待贵宾、摆宴席搞排场，要求的就远远不止吃饱了，菜式的花样、用料、搭配、品种都是为了撑起主人的气场。小炒来唱大戏，岂不是笑话？

在2009年东京都议会议员选举自民党落败后，日本现任首相麻生太郎在7月21日宣布解散众院、于8月30日提前举行大选，这大概不算什么稀罕事。自民党政府支持率一路走低，民主党志在必得的气势，乃至自民党内部因东京都议会选举失败爆发的内讧，都迫使麻生必须采取破釜沉舟的姿态，以孤注一掷的哀兵气势投入选战。有趣的是，民主党那位多少有些弱势的候选人鸠山由纪夫虽然在民调中暂时领先，实际上也完全没有必胜的把握。《读卖新闻》在东京街头采访围观群众，得到一堆调子低沉的回应：“我们期许民主党能以乱世英雄式的亮相登台上场，但鸠山（由纪夫）会是那个救世主吗？”一副悲观绝望的脸孔。这难免使人想到面对鱼香肉丝和宫爆鸡丁：若说“管饱”，两位候选人大约差不多；若说要进行彻底的政治变革、达成政治和经济上的新局面，谁也难堪大任。麻生、鸠山，都是勉强果腹的家常菜，要做宴客的大菜，哪个也欠点火候。

第45届日本众议院议员总选举，大概是当今日本政治走入平庸化和疲软化的最好写照了。麻生太郎宁可违背党内一票元老的意愿也要提前大选，大半也是因为自己的地位尴尬：这位出生名门的人物、归为首相的麻生，在自民党内部却仅仅是第七大派阀“宏池会”（拥有21名议员，是党内最小派）的首领。只是因为自民党内部看好的两位首相人选安倍晋三和福田康夫相继辞职，才让相时而动的麻生意外上位。麻生之所以甘冒党内分裂的危险也要提前大选，主要也是认准了经正常议决他不可能是最终候选人。而自民党内如“清和会”之类大派阀因为内部意见众多，最终也没能推出一个足以与麻生竞争的人选，只能眼睁睁看着“蔷薇麻生”把党的命运和个人政治前途捆绑起来。反过来说，代表民主党出战此次大选的鸠山由纪夫，本来也只是前党首小泽一郎因为黑金丑闻和党内政治矛盾下台之后的一个备选人物。他口口声声高喊要“终结世袭政治”、吹起一股新风，自己却本来就是标标准准的“太子党”。两个勉为其难的候选人，一堆难称新鲜的竞选纲领，几批盘根错节的政治派阀，实在很难让人看到什么希望。

现代政治或曰现代民主政治的最大命门，在于其不论事情的轻重缓急，一概采用投票即“量”的方式来解决问题。但政治问题在大多数时候是“质”而不是“量”。民主党和自民党都在高喊经济改革、外交突破、关注民生之类的老掉牙话题，自然不是因为大家的政策有什么实质性差异，纯粹是出于策略起见，希望争取更多选票。至于当选后的施政措施究竟如何，其实还是得听“下回分解”。尤其是自民党，几乎成为一架巨大的吸票机器。以大名鼎鼎的小泉纯一郎前首相为例，他在2005年大选中发出蛊惑人心的“改革绝叫”，吸引了大把选民。但小泉当选后真正搞出的新自由主义改革，却恰恰是以牺牲中下层百姓的利益作为代价的。这种毫无道德标准的“选票政治”，加上日本独特的派阀风气和世袭政治模式，使整个局面进一步平庸和败坏下去。今天鱼香肉丝，明天宫爆鸡丁；明天宫爆鸡丁，后天鱼香肉丝；本党鱼香肉丝，敌党宫爆鸡丁；大派阀鱼香肉丝，小派阀宫爆鸡丁。日本政坛有句老话：“自民党不变，则日本不变。”性格乖张的北野武很不客气地揶揄说：“其实是日本在变，而自民党不变吧。”

在这么一场鱼香肉丝对宫爆鸡丁的选战中，预测谁胜谁败并无意义。重要的是，日本政治已经走到一个需要真正变革的十字路口。即使普通国民不能把“百事一新”的希望寄托在“蔷薇麻生”这号人身上，一旦自民党能够挺过这场险象环生的危机，小派阀出身的麻生也一定会进行相当程度的党内改革，清洗一部分老朽的派阀人物，促成党内意见的统合。而民主党倘若不能赢得这场被公认为形势最有利的选举，党内势必也有一场大的“地震”。不能把“鱼香肉丝-宫爆鸡丁”这类乏味的政治选择继续下去了——这也是日本普通国民的意愿。我们固然不必给这场缺乏生趣的竞赛添加太多道德上的期待，但奥巴马当初给美国人下的那剂猛药毕竟还是有些道理的：“Change, We Need.”（我们需要变革。）

（原文载《世界博览》杂志2009年第17期，发表时有修改）

附记：从大选的实际结果看，还是过高估计了民众的政治洞察力。无论如何，群众需要他们的鸦片。这一点是观察者必须牢记的。

文艺复兴前一二百年，欧洲流行过一种叫作“卡巴拉”（Kabbalah，希伯莱文义为“接受”）的神秘主义哲学。卡巴拉主义以毕达哥拉斯数学、新柏拉图主义哲学和希伯莱文《圣经》为支柱，试图解释地上王国的前景。其中最有名的命题，则是源自《旧约·诗篇·约伯记》的利维坦传说。按照这种说法，整个世界历史乃是巨大的海兽利维坦（Leviathan，雌性）与同样巨大的陆上怪兽波希墨特（Behemoth，雄性）之间的斗争。波希墨特试图用自己的角和牙齿撕碎利维坦，后者则以鳍堵住陆上怪兽的嘴和鼻子，使其无法进食、呼吸。最终，两个怪兽同归于尽，犹太人开始欢庆之后长达千年的“利维坦盛宴”。

到了20世纪之初，利维坦传说已经发展成了一套完整的公法理论，霍布斯、格劳秀斯、黑格尔一票大家都为之添砖加瓦，很是出力。德国的政治哲学家、近几年在中国十分出名的卡尔·施米特（Carl Schmitt）为此还专门写了本小册子，题目叫《陆地与海洋：一个世界史的观察》（Land und Meer. Eine weltgeschichtliche Betrachtung），内容就是在世界历史的进程中阐释利维坦传说。按照施米特的观点，利维坦和波希墨特其实是两种国家类型的神话形象：白鲸利维坦代表海洋国家，以哥伦布时代后兴起的大英帝国及其继承者美国作为现实载体，是一种流动性、扩张性、为“普世价值”所认可的文明形态。简单的说来，是基督教的海洋文明政体。波希墨特则通常以公牛或大象的形象出现，代表大陆国家，以神圣罗马帝国之后的两代统一德意志帝国以及更东方的俄罗斯帝国为载体。霍布斯在他的《利维坦》中抱怨说，这样一个大陆文明政体，实际上就是居住在“无水之地”的“罗马幽灵”。好在故事的主角对这类难称美化的动物形象也都受之欣然：自打霍布斯的煌煌巨著问世，英、美两国都认定“利维坦”就是现代文明国家的典型象征，对政治漫画中时常出现的北美巨鲸从无惊诧之感。波希墨特的传人——在漫画和艺术作品中常以熊的形象出现的俄罗斯（包括共产主义苏联）对“俄国熊”这一称谓也无甚异议。

那么，利维坦和波希墨特的斗争，在世界历史上又是以何种形式加以体现的呢？马汉上校（Captain Alfred T. Mahan）回答的好：“它们在物质优势的共同观念方面相互接近，却没有相应的精神观念上的息息相通。”俄国这个巨大的波希墨特幅员辽阔、领土的连续极高，它的心脏部分是安全的。不过由于内陆的高纬度地区气候恶劣、经济相对落后，这个强大的陆权（Land Power）必须依靠占领和控制更多陆地边界来获得海洋区域的使用权，在更多地区达到海洋，以享受独立性的出海口。这当然地引起了千里之外那个利维坦的恐惧——对一个典型的利维坦国家而言，他人即地狱，天下只有现实的敌人与潜在的敌人二端。利维坦的理想生存环境必须保持开放和流动性，任何一个企图染指海洋的波希墨特都将破坏这种自由性，因而遭致利维坦组织的来自海上和大陆敌人的反复明暗攻击。海陆怪兽之间的外部政治平衡有助于削弱战争的威胁，但是归根到底，利维坦和波希墨特必然也只能是一对天敌，遵循各自的逻辑生存。

7月6日，奥巴马展开对莫斯科的访问。标榜“变革”的利维坦新领袖去往波希墨特的巢穴，后者据说近几年已经长出了两个脑袋，彼此间的沟通还有些障碍。如此有卖点的新闻，放到五十年前恐怕要引来全球直播。但放到今天的境地里，这趟“壮行”似乎过于乏味，甚至有些黯淡：两国间关系的最低谷明明是在整整一年前、即俄罗斯与格鲁吉亚兵戎相见之时，彼时美国政府的态度也更能彰显冷战结束以来华府对莫斯科的典型嘴脸。然而时隔一年，白宫已然易主，全球首脑都在忙于救市。此时就算关公显灵，倘不能对经济问题有所见教，恐怕也称不上新闻，更何况一个画皮越剥越少的奥巴马！所以希拉里·克林顿女士在此时突然骨折，逼着总统孤零零一个人深入熊穴，怎么看都恰到好处。

然而，这毕竟也算一次峰会，总要有点“建设性成果”。于是，俄美双方签署了进一步削减和限制进攻性战略核武器备忘录、关于美国军事过境俄罗斯向阿富汗运送人员和物资的政府间协议、俄美武装力量合作发展框架协议、俄美武装力量2009年合作计划备忘录等4个文件。其中现实意义最强的《削减和限制进攻性战略核武器备忘录》商定要尽快缔结新的核裁军条约，在未来十年内将双方的核武器运载工具削减到500-1100件，核弹头数量削减到1500-1675个。不过，在双方的核力量威慑等级依旧处于高位（即使在美国对俄已形成核优势的状况下，只要威慑等级间的差距维持在一定水准，美国依然不敢冒全面核战争的风险）的状况下，双方的核弹头可供削减的空间实在是太大了。与其说这个协议是令人欣喜的一大步，还不如说是双方遮掩尴尬关系和会谈平淡程度的遮羞布。

万变不离其宗。苏联时代的国际地位，军事和科技领域的优势，乃至从彼得大帝到斯大林间几百年缔造的地缘政治优势可以被更改，俄罗斯作为一个巨型波希墨特的存在方式却不会变。从外部轮廓上看，俄罗斯的版图类似一个巨大的楔形，深深嵌入欧亚大陆内部。楔子的东翼自中蒙边境向东北延伸、直达中国东部边境的绵延山脉，尖端在哈萨克斯坦-蒙古连接处嵌入中亚，惟有西翼比较支离破碎，需要依靠高加索山脉和内陆的里海进行支持。只要莫斯科愿意，它可以沿着楔子的东西两翼向亚洲大陆两侧不断伸展，把楔子的中心牢牢插进连接中亚-蒙古东部的沙漠。自彼得大帝开始，二百年来俄罗斯版图的一切运动刚好构成这一陆权的持续南进；即使是在苏联解体之后，漫长的楔形战线依然可以长期维持下去。

作为狡猾的利维坦国家，美国在最近二十年来一直注重对俄罗斯楔形的两翼——特别是相对较薄弱的西翼——进行牵制。倘能将今日俄罗斯破碎的西翼“顶”回到一个相对“安全”的位置，楔形的箭头就会崩塌，庞大的陆权国家将被推回到遥远而集中的腹地。始自2003年的“颜色革命”集中于苏联解体后楔子西侧形成的巨大突出部——北高加索（North Caucasus）周边，这里背靠欧亚大陆最重要的锁钥土耳其和伊朗，也扼守着陆权国家俄罗斯通往外部海洋的最便捷通路，只要将这条道路堵死，俄国向外部争取海洋的困难程度就会加倍。切除掉陆权国家这个突出于欧亚交界部的爪牙后，整个俄罗斯楔形的西翼将被削弱的平缓，在苏联解体后，因为经济因素和反对恐怖主义的需要而与俄罗斯虚弱地联合在一起的中亚尖锥不可避免地离莫斯科越来越远。如果一切顺利，这将是利维坦对波希墨特的一场辉煌胜利。

精明的波希墨特当然不会坐视这样的企图得逞。莫斯科之行，奥巴马最希望和俄罗斯在伊朗问题上达成一致。但莫斯科非但不给出确定的回复，反而在阿富汗、乌克兰和格鲁吉亚问题上提出一系列反条件，可谓针锋相对。伊朗对俄罗斯的重要性，不仅在于其是一个重要的石油出产国以及排得上名次的反美国家，更在于德黑兰是波希墨特在西翼争取主动权的重要环节——在可预见的将来，为打破在黑海地区遭遇包围的僵局，俄罗斯一方面会试图继续密切与中亚集团的关系、以图将里海由一个封闭的内海转变成固若金汤、无懈可击的基地，奠定南进的基础；随后争取从里海海岸与伊朗接触，在波斯湾完成进入海洋的目标。倘若波希墨特可以借助盟友、将触角伸至波斯湾，则利维坦在高加索和整个黑海的牵制行动也将被彻底无力化。

问题的复杂性到了这种程度，言语上的表态反而不那么有说服力了。很有表现能力的美国前总统小布什曾经声称，他能从普京的眼睛里看出后者是一个“值得信任的人”；不过当格鲁吉亚和莫斯科交兵的时候，布什先生的信任突然就不翼而飞了。奥巴马也是公认的好演员，他这次重点表扬了梅德韦杰夫的儿子，不过肯定也不会因此就和对方结亲。说到底，同一个世界，不同的梦想，关键还在于走好钢丝、掌握那个外部的平衡度。若是单靠握握手、签签协议、说些漂亮话，只怕有限的“阶段性成果”也会靠不住。这不，《莫斯科欢迎你》偃旗息鼓还没几天，7月15日，俄罗斯海军从白海的“德米特里·顿斯科伊”号核潜艇上发射的一枚“圆锤”式潜射弹道导弹就因为第一级火箭故障，当空爆炸自毁。不妨设想一下，倘若《削减和限制进攻性战略核武器备忘录》签署不过一星期，自问世以来一直毛病不断的“圆锤”（射程8000公里，10个分导式核弹头，预定自2009年底起装备俄下一代弹道导弹核潜艇“北风之神”级）就成功击中位于堪察加半岛靶场上的目标，那今天灰头土脸的又该换成谁了呢？

（原文载《世界博览》杂志2009年第15期，发表时有修改）

新开国际时政评论专栏，自2009年7月起每月《世界博览·海外卷》刊出。敬请关注。

2005年初，数家中国媒体不约而同地以大字标题爆出一则新闻：“日本斥巨资复制大和号，企图为军国主义招魂！”文中言之凿凿地称，“这艘重新建造的军舰和原大和一样大小。……虽然重新建造的该舰不具备任何军舰的功能，但日本人一丝不苟地恢复了这艘当年‘世界第一战列舰’的外型，它现在已经在日本广岛县向岛町完工了。……日本政府有关方面人员公然说，复制大和战列舰，也是日本政府重视二战及其后果的一种表现”。当时恰逢中日关系冷淡、爱国之风盛行，笔者正求学于国内某知名学府的国际关系学院，师长之中也颇有几位被不同的媒体请上讲台，就此事大谈“日本人的历史观与国民性”的。惟国民性固恍惚不可知，爱国如吾辈者，却屡屡为如此大的事体喧嚣一阵后即不见下文而大感愤慨。公然复制在二战时为日本海军立下不少功劳、沾满中国人民鲜血的大和号，使魑魅魍魉行于市，却不能掌掴之、刀劈之、聚众声讨之，这还有王法吗？还有法律吗？

大半年之后，随着电影《男人们的大和》在大和号战列舰服役64周年之日（2005年12月17日）正式上映，围绕着“复制大和号”的种种传说终于得到了确证：的确是复制了大和号，不过不是政府行为，始作俑者是《男人们的大和》的投资方东映公司；的确是1：1复原，不过只复制了军舰263米全长的前190米，结构极为简化；的确原样建造了舰桥底部、二号主炮塔、一号副炮和几门127毫米高炮，不过舰桥也只有那个底座和几个舱室，一号主炮塔没有炮身；的确已经在向岛町的日立造船公司向岛西工厂完成了整个模型的搭建，但并不是永久陈列，而是在公开展示一年半之后就要全部拆除。从已经公布出来的照片看，这个“猴版大和”外形低矮怪异，除相对完整的舰首还有一点“军国主义”的嚣张气焰外，草草收工的舰桥和缺失的舰尾怎么看都像是草台班子的神作——几个小人物对消逝大时代的可笑攀附。后来剧组自己也承认，外景中未完成的部分是借助吴海事博物馆中的1/10大和模型完成拍摄的。至于这个“猴版大和”，在拍完电影、又进行了为期一年又两个月的对外展示后，除了把二号炮塔、机枪等64件大小道具捐赠给了吴海事博物馆外，已经的的确确是封闭起来准备拆掉了。但无论如何，花费6亿日元（2005年币值）巨资建造这么一个大道具的初衷显然已经达到了——从东到西，这部电影在公映之前就引起了广泛的反响；而超过51亿日元的票房也验证了“猴版大和”噱头的威力。用套话来说，“本片制作精良，场面宏大，前期宣传得力，取得了良好的市场反映，不愧为一部精雕细琢的力作”。

不过，倘若让《联合舰队》的导演松林宗惠、《日本海大海战》（1969年）的导演丸山诚治这些海战电影界的前辈来看，则《男人们的大和》空有漂亮的票房与巨额投资（总成本近25亿日元），实际的可取之处寥寥。有评论家戏言，片名实际上应该改作“在大和上当防空炮手的男人”，因为全剧除了森胁、内田、神尾等几个着力塑造的主要人物（炮手）外，其余如有贺舰长、伊藤中将乃至在锡布延海、坊之岬海两战中都起了重要作用的损管人员、轮机人员等都没有几个镜头，以至于他们的形象只是一些模模糊糊的影子。佐藤纯弥过去导出过《人证》、《敦煌》这样的名作，在突出重点场景和把握故事脉络上当然卓有心得，但在《男人们的大和》中似乎并未充分展现这些长处。出于历史电影的特点和向前辈致敬的意识，山本五十六长官的“英灵”、大和号最后出击时的争执、臼渊磐大尉的遗言、最后一战前高歌《同期之樱》之类经典段子当然要带到，但除此之外，大部分镜头都局限在三联防空炮位上。战斗场景的描绘同样存在这个问题：美军飞机呼啸而来，机枪扫射、鱼雷入水；巨响声中军舰晃动倾斜、随后扶正；某个炮位上有人惨叫一声，鲜血溅满了身后的舱壁，战友咬牙切齿地向美机开火“复仇”……然后循环往复、无穷无尽。由于镜头总是集中在几个防空炮位上，很少移动，角度也没有变化，所以看多了异常单调。最要命的是，大和号海上生涯中最后也是最重要的锡布延海、坊之岬海两次大战，在片中的表现居然是差不多的！说的绝对一点，两场战斗的镜头调换一下都不会有问题，唯一的区别只是死人多少而已。价值6亿元的大布景，除了在内田等人初次登舰时给的那个全景尚可称壮观外（这个镜头当然是对《联合舰队》的模仿），其余时间几乎都没有让人感觉到其存在。如果不事先交代这个防空炮位是大和号上的，恐怕没有人会想起战斗的场景是发生在史上最大的战列舰上。在通常的海战电影中总要着力描绘的军舰沉没前的最后时刻，在本片中也显得格外草率：大和号“照例”中弹、摇晃，甲板上哀号一片，突然炮位就开始滑落了，接着舰桥断裂、倒下，随后是水面下舰身的爆炸，一道烟柱直上青天——好了，大和沉了，就是这么简单。无怪乎在日本也有人拿佐藤导演寻开心，说他大概是因为以前导过《陆军残虐物语》这样的反战电影，这次有心要把《男人们的大和》搞成《海军残虐物语》，让大家除了感慨“真惨哪”以外什么也别记着。倘真如此，倒要算是大大的黑色幽默了。

以这部反响热烈但恶评如潮的《男人们的大和》为先声，日本自2005年以来相继推出了《没有出口的海》（佐佐部清监督，松竹2006年）、《吾为君亡》（新城卓监督，东映2007年）等多部以海战为主题或与海战相关的历史题材电影，如果再加上《留给明天的遗书》（小泉尧史监督，Asmik Ace 2008年）这样虽与海战无关，但仍着眼于二战、战争当事人的影片，我们可以认为日本海战电影已经结束了1980年代的经典辉煌，走入了一个“新生代”时期。它们投资巨大、制作精良，往往有青春偶像或人气影星出场，颇能吸引追星族的眼球。与1960年代和1980年代侧重表现参与战争决策和战争指挥的“王侯将相剧”相比，新生代电影还一反常态地为“下里巴人”唱起了赞歌。《男人们的大和》中的几位主要人物，森胁庄八是二等主计兵曹，内田守是二等兵曹，神尾克己则是海军特别少年兵；《没有出口的海》中的并木浩二和北胜也一个是少尉、一个是中尉；《吾为君亡》里的中西、板东、田端等一干人统统都是少尉，没有哪一个具有通览全局的高度和洞察世事的智慧。他们所从事的日常工作也缺少山本大将、小泽长官、昭和天皇之类大人物“指点江山、激扬文字”的“豪情”，而是时时需要面对暴戾严苛的长官、危险重重的训练和骨肉分离的考验，还要承受动荡的时代中小人物前途未卜的精神压力。电影剧本的作者和导演也很有针对性地在片中加入“现代社会”最为提倡的元素，如自我选择的艰难、为个人情感而非“国家理由”而战、对私人生活的重视和保护，与小人物、“边缘人”（这是现代人的最典型角色）的独特处境相结合，很容易引起没有亲身经历过战争历史、但并不缺乏现代意识的年轻观众的共鸣。排除掉对影片拍摄手法和故事本身的评论不议，当观众发出“原来他们是和我们一样的人啊”这类感叹时，制作者的目的已经达到了一半——以现代人的视角和话语方式重构历史事件，使同为现代人的观众接受下来；接下来就不可避免地出现了问题。

问题就出在了传统日本电影最为看重的“道德关怀”或者说伦理意识上。

田汉先生在我国致力于早期电影事业时，曾不止一次引用日本唯美派小说家谷崎润一郎（1886-1965）的名言称：“酒、音乐与电影为人类三大杰作，电影年最稚，魔力也最大，以其在白昼造梦也。”这明白无误地昭示了电影叙事的独特之处：一个“人类用机械造出来的梦”。我们不需在电影中直白地灌输“人应当如何生活”的基本道德观念（倘若如此重大的问题居然要指望靠电影来解决，那么社会的普遍教育和哲学思考一定出了问题），而是只立足于个人，通过个人的经历——“人实在地如何生活”以及“人可能的生活”——提出对于生命的思考，探究生活的实然性与可能性，在具体的伦理和道德问题上给出思考与回应。现代社会标榜解放身体、解放个人，所以即使是一个随随便便讲故事、没有多少道德理想的电影人，也会自然而然地把“挖掘不同时代人们身上的相同性”当作自己的主题。我们现在回头看《啊，海军》、看《军阀》，会觉得片中的主人公是外星人、“变态”的人，正是因为我们拒斥了这些人身上反映的沉重的历史印记（背后的隐藏含义是国家、民族、历史目的的永恒性，个人只是永恒性发挥作用的小小粒子），只把“超时空的个人知觉”作为判断人是否为人的标志。换句话说，《男人们的大和》、《没有出口的海》中的神尾、内田、并木，只要给他们换身衣服、换个舞台，活脱脱就是一个现代人、是“自己人”。通过如此一番操作，导演终于达到了吸引和取悦现代观众的效果，但却造成了一个更大的悖论。那就是：突出主人公的现代人性格，实际上就无法回答“为什么走向战争”和“为什么战败”这样的根本问题。

自杀出航、人操鱼雷、“神风特攻”，放在哪个国家都是需要认真思考的命题，因为它们太不“现代”、太反“常理”了。我们从小接受的教育是：人都是畏死贪生的，求生是一种“自然而然”的本能。更有大智大慧之士把这个命题推到极至，认定最理想的生存状态是大家都遵循不杀人、不放火的底线伦理，“拒绝崇高”、拒绝思考价值问题和道德问题，共同发财致富，随后就“越来越好”了——“‘我们已发现幸福。’他们说着，眨眨眼睛”（《查拉图斯特拉的前言》）。这种说法无异于否认人还有求死的本能，有通过痛苦提升自我、与无限恒在相融的可能。

电影人不是哲学家，但必须有哲学的意识——自由地追问的意识。弄清楚人物所处的道德困境，描述个人在困境中的抉择，目的是为观众提供一种对于自身处境的判断依据，以促进他们对自己生存状态的思考。如果说喜剧还不需要承担如此的重担，那么悲剧、尤其是以过去的历史为背景的悲剧就不得不接下这个使命，因为我们不能忘记，最初的戏剧正是悲剧。“悲剧是对于一个严肃、完整、有一定长度的行动的模仿。”模仿的对象是“比我们今天的人好的人”，而这种人“不可避免地遭遇不应遭遇的厄运”，从而“引起怜悯和恐惧之情”（《诗学》，第六章）。由它引起的怜悯、恐怖和恐惧，足以消除心中类似的激情，达到清明温和的境界。没有这种模仿，没有了冲突和追问，悲剧就丧失了自身应有的价值。至于说以现代人的高度重新解构历史事件、再以这种态度“第三只眼看历史”，把原本应该是“变态”（《啊！海军》中的平田一郎，《二百三高地》中的乃木希典）、因之能引发反思的人物全都弱化成“实际上和我们没什么两样”的“现代人”，再把责任归咎于历史的变幻无常，实质是种伪悲剧。

“伪悲剧”的最新代表作显然就是关于战犯审判问题的《留给明天的遗书》。影片根据真实的历史事件改编，主人公冈田资中将在战争期间曾下令处决对东京进行无差别轰炸、飞机被击落遭俘的美国飞行员，而法庭辩论也围绕着“何谓正义”的问题展开。但导演小泉尧史到底还是不敢把关乎正义问题的讨论深入下去：一则“价值问题”属于私域、不容公开争论似乎是“现代社会”的共识，一旦把这个问题深入下去，难免出现“政治不正确”；二来恰恰因为价值和事实本身是不容分离的，再探讨下去就得把脸皮撕破、否认现代性的合法性（《纽伦堡》临近结尾处，施佩尔对现代科技造成人类道德感退化的控诉，已经阴阴地揭破了这张画皮）。于是我们看到，影片大打太极拳，时而大谈冈田是爱护家人、亲近同僚的“好人”（很现代的好人），时而又讲他是如何“反思”的（反思的全是如何接受普世文明之类很匪夷所思的东西），最后以“慷慨就义”的态度面带微笑死掉了——言下之意是一死百事消，只要旧的躯壳（暗示的是旧的时代）一毁灭，灵魂马上托生成一个光辉灿烂的“新人”了。

于是，结局就成了我们今天看到的样子：一方面，电影的题材和视角似乎趋于丰富和深入，更多涉及到了大历史环境中的普通人、日常生活，弥补了过去电影单纯为宣传某种大众伦理服务的缺失；但这种做法在事实上也造就了一些新问题：以《男人们的大和》和《没有出口的海》为代表，新生代日本海战电影又在有意识地迎合现代观众的欣赏趣味，以人造的“观念现代化”偷换了对历史和存在问题进行反思的必要性。在一种空前现代的叙事语境下，主人公在绝大多数时候与现代人完全相同，但在重大问题的抉择上，或者被曲解为按照“通行的普遍规则”做出决断，或者被某种命定的、不可阻挡的“历史和社会潮流”所左右（这显然是一个伪命题，因为倘若“历史和社会潮流”与个体选择无涉，那这种潮流又基于什么而存在呢？继续推进下去必然返回已被证实是存在问题的“总体精神”）。影片看上去视角新鲜、人物刻画别致，但骨子里说到底是犬儒的、光滑的，矛盾冲突推进到一定的时候便往后撤，并不涉及真正“硬碰硬”的那些东西。表面上这仿佛符合商业片的处理方式，但是决不如商业片那样具有一种冒险的、吸引人的故事与气质。它们其实更接近一种新型说教——为“现代人”、现代生活的合理性做辩护。人们看了这样的片子，感慨几声“哎呀呀”，随后“更加珍惜今天的幸福生活”了——除了暗示“要生对时代”（而这个东西实际上是无法选择的，潜台词是人是无能为力的），它们还说了些什么呢？

与背着历史负担、时常被抨击为“为军国主义招魂”的1960年代和1980年代老片相比，新生代日本海战电影在投资额和制作的精良程度上当然远远过之，人物和故事也显得更“合理”、更“现代”了。但恰恰是在这种“合理化”的过程中，历史悲剧应有的沉重感和反思性也被消解了。当所有人首先成为“和我们一样的人”时，事实上已经宣判了历史的终结。西谚有云，“仆人眼中没有英雄”。不是因为英雄不是英雄，乃是因为仆人只是仆人。

（原文载《现代舰船》2009年2月A刊，发表时有删节）

    “这里仍由诸神主宰，
    他们的法力无边。”（《陆地与海洋：一个世界史的观察》结尾）
    掺和进这样的话题里来当然是僭越。带着诚惶诚恐的心理去僭越，更多地是因为贪婪。因为对彼时时空、视界制限的感叹，产生的贪婪心。这当然是危险的。然而不去僭越，就存在被拘禁于此际玻璃瓶中的危险。
    开启新话题决不是为了启蒙教化，仅仅是为了审视和反思。

     “昔晋永嘉之乱，支愍度始欲过江，与一伧道人为侣。谋曰，用旧义往江东，恐不办得食，便共立心无义。既而此道人不成渡，愍度果讲义积年。后此道人寄语愍度云，心无义那可立，治此计，权救饥耳。无为遂负如来也。”

     乞食渔阳，迄今五岁矣。幸尚未树新义，以负如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