抽烟的西西弗

    节日是让幸福的人更幸福，孤独的人更孤独。

    Thanks to Vodka.

    不是人在“创造”哪种伟大，而是宇宙中那些伟大的事物给人以自我完善的可能性。转瞬即逝的脆弱个体仰望着至高的无限恒在，从不朽的事业中寻求庇护。

    故朝闻道，虽夕死可矣。

威廉·格莱斯顿是19世纪下半叶英国自由党的巨擘，曾四度登台组阁，又当过爱丁堡和格拉斯哥大学的校长，声望甚隆。1885年春天，俄国人向阿富汗的潘杰希尔山谷进攻，在朝的格莱斯顿大感义愤，遂向国人布道曰：“在上帝眼里，阿富汗茫茫大雪中一介村夫的生命，与吾辈的生命同样神圣。”可惜时人之道德境界普遍不高，格莱斯顿虽然代上帝立了一回言，还是在当年夏天黯然下野，没能为阿富汗的那几介“村夫”做点什么。

到了1918年，另一个也干过大学校长的美国人伍德罗·威尔逊（Woodrow Wilson）再度受了上帝托梦，认认真真地要替世界上最广大的人民谋利益了。1月8日，这位书生气十足的总统向国会抛出了一个“十四点”方案：欧洲的同盟国、协约国两大集团现已打成僵局，处处是炮火连天、尸横遍野，实乃人间惨剧；美国在此际作为决定性的力量参战，所图的就不应当仅是恢复和平，而且要消除一切可能导致未来战争的因素，“为万世开太平”。至于如何消弭战端，则有公开外交、航行自由、裁减军备、民族自决、建立国际联盟等林林总总共十四条（“就连上帝也只提出十诫而已！”时任英国首相的劳合·乔治后来抱怨说），其中一大半要算是前所未闻的新鲜玩意。

十四点一出，可谓朝野震惊、举世瞩目，不独协约国众人侧目纷纷，就连败象已现的德国也指望凭着这公正无比的条件来实现和平。12月13日，长着一副受苦受难的基督面容的威尔逊抵达巴黎，从法属西非黑人到犹太复国主义者，各界贤达组建了上百个代表团来欢迎他。尽管此后缔造和平的进程不尽如人意，但“十四点”中最令人兴奋的“民族自决”与“保障独立”大体上还是实现了：在东欧和波罗的海，波兰、立陶宛、爱沙尼亚、拉脱维亚之类在地图上消失了好几百年的老国家又改头换面重现在舞台上了；中南欧出现了捷克斯洛伐克和南斯拉夫这样的新邦，奥地利和匈牙利则从哈布斯堡王朝统治下的二元帝国“解放”了出来；奥斯曼帝国的阿拉伯行省虽然依旧处在英法两国的委任统治（Mandate）下，但伊拉克、汉志、外约旦、叙利亚、内志、也门诸国也都建起了独立的政府，拥立大小帝王若干。就连大洋洲上某个除了鸟粪之外啥都不产的小岛——瑙鲁（Nauru），也在接受英联邦托管后获得了形式上的独立。英国人一度还打算给这个仅有1400人的小国物色个国王，幸亏最后因为操作繁琐不了了之了。

用膝盖想想也可以知道，换作1914年之前，就是这批新国家中最强大的波兰和捷克斯洛伐克，在列强的秘密外交与并吞-协调操作下也绝无重获独立的可能。一朝风云突变，大家顺势而起、各自扯起王旗，在几天（最多几个月）之内就搞出些总统、执政、皇帝，当然不是因为圣灵降临，而是乘“十四点”的东风——威尔逊在1918年春天已经把“允许奥匈帝国境内的各民族实行自治”、“土耳其统治下的其他民族在自治的基础上享有不受干扰的发展机会”、“重建独立的、拥有出海口的波兰国家”写进他的大诏里了。当此和会召开之际，各国都要求得一个全新的太平世界，欲保全旧秩序而不可得，遂只能抓紧时间、依样行之——一言以蔽之，“被独立”了。

自决（Self-determination）与独立（Independence），属于我们今天已然接受的国际政治之现代化（Modernization）形式的一部分。威尔逊之后（Anno Domini Wilson），即使是最悲观的欧洲人也能看到这种“进步”的效果：毕竟，三强瓜分波兰、日本割占台湾、英国租借马耳他之类赤裸裸争夺兼并权的案例，已经和19世纪本身一起成为陈迹了。“民族和地区不应当自一个国家主权卖给另一个国家主权，仿佛它们只是一些东西或者棋盘上的卒子”（威尔逊1918年2月11日对德声明），此说一经当真，则没有哪个民族还会沦为国际政治的纯然客体（nonego），大家都当然地要作为主体去决定自己在政治和国格上的存在了。为了进一步确保这一点，巴黎和会的与会各方还一致同意把一个《国际联盟盟约》作为头一部分塞进对德合约，其中的第10条明确规定：“联盟会员国有尊重并保持联盟各会员国领土之完整及现有政治上之独立，以防御外来侵略的义务。”算是在形式上保障了这类主体的权益。

问题在于，隔了还不到三张纸，移目至盟约第21、第22条的时候，我们却又看到了这样的古怪句子：“国际条约，如仲裁条约及如门罗主义之类的区域谅解，均属为维持和平，本盟约内任何规定不得影响其效力。”“以前属于土耳其帝国之各民族，其发展已达可以暂被承认为独立国之程度，惟仍须由受任统治国予以行政之指导及帮助，至其能自立之时为止。……受任统治国须将委任统治土地之情况，制成年度报告送交（国联）行政院。”

此两项条款之奇特，首先就在于：门罗主义既不是什么仲裁条约，也不属于区域谅解，只是一个经美国人之手偷偷塞进盟约的私货。门罗总统在1823年提出“美洲是美洲人的美洲”时，既未征求过古巴、海地或是巴拿马的哪个“美洲人”的意见，也未曾在哪个成文法的条款中把这一项记录在案。它只是一种在历史上借助地缘政治和权势力量形成的“默认”势力范围。是的，美国人从未取消古巴或者尼加拉瓜的主权，似乎也无意介入当地政府的日常运作，但倘若这个国家胆敢在某些与美国利益相关的重大问题上打出乱拳——比如巴拿马政府决定将运河经营权转让给西班牙，或者墨西哥和德国建立联盟来谋夺得克萨斯——的话，美国始终保有决定性的干涉权。

如果这样理解盟约第21条的性质，则后一条中那个暧昧的“至其能自立之时”也变的眉目清晰了。是的，前奥斯曼帝国的阿拉伯臣民们确实应当具备自立能力，但评估的标准却是由作为托管者的英国和法国来决定的；到底什么时候才是那个“能自立之时”，要由两家外人说了算。前奥斯曼帝国的废苏丹穆罕默德六世若是听闻此语，指定要从多玛巴切赫宫里跳出来：朕当家作主的时候，这些人起码还是朕的子民，大家甘苦共尝；如今“被独立”了，改由大国监管，这些阿拉伯人既不是英法两国的子民，又不算踏足异国领土的洋大人，究竟是个什么身份？英法两国凭空占据政治和经济上的好处，却又不必像过去一般承担兼并的沉重负担，便宜还真是都占尽了！

“被独立”这个文质彬彬的词语，背后掩盖着的是一套极其精巧的帝国主义逻辑：使整个国际政治行为的过程法理化（Justification），变成一个由种种概念相扣而成的简单推理过程，而把其中真正的政治性因素抽掉。按照这一逻辑，独立当然是与奴役（Enslaved）相对的，凡不是奴役的即为独立，凡不是独立的必为奴役，非此即彼，没有任何中间状态。“被独立”者宣示了其主权与自由，便不再是过去那个任人鱼肉的客体了，便已经成为合格的、平等的国际政治主体了。在这种情况下，美国、英国或者其他哪个国家借助某种隐蔽的财政或法律手段来干涉此国便不再是奴役。这套虚假的唯规范论和形式主义的结果只能是：最后谁也分不清哪个算是奴役、哪个才是独立了。

真正的政治权力，其核心恰恰在这个地方：它是一种决断（Decision），决断何者构成其统治秩序的基础，应当如何奠定与维护这种基础，并且不受任意一个其他主体的宰制。在国际政治中，这种权力通常表现为判断敌我，特别是对战争法权（Jus ad bellum）的独占上。而操控普遍的话语方式，核定一整套词语、术语和概念的内涵，同样也是政治权力的表现。

允许过去的殖民地“被独立”，当然不意味着帝国主义政治原则的丧失，它们只是换用了一些更加“现代”和更加有效的方法而已。在这类方法之下，过去的独立、自由、自决、主权之类词语已经失去了内在的政治含义，其应有的职能被一些更加隐蔽和含混的东西架空了。比如，可以借着“维护国际和平”或者“保护人权”来出手，因为谁也说不清“国际和平”、“人权”这类大而无当的东西范围究竟有多大，这个不确定性的深渊恰恰赋予了政治主体近乎无限的权力。本周传来的一则喜讯刚好证实了这一判断：上千名阿尔巴尼亚族人聚集在刚刚独立了一年半的科索沃共和国首都普里什蒂纳，为比尔·克林顿的巨大塑像揭幕。这位据说为科索沃独立作出了不朽贡献的伟人高举左手，右手紧握一份文件，封面上刻着北约开始轰炸前南斯拉夫联盟共和国的时间——1999年3月24日！

“被独立”之后，自然还会有“被民主”甚至“被富强”。塞缪尔·亨廷顿在十几年前就写过一本《第三波》（The Third Wave），满腔热忱而又不乏理智地赞颂1970年代以来的民主化进程。今天我们看到，大韩民国的前总统们或下狱或自杀，台湾的陈水扁正在云林监狱里坐井观天，光荣的尼赫鲁-甘地家族又准备给印度批发几个同姓新总理。然则乐观分子依旧认为，世界大势，浩浩汤汤，伊拉克推翻了“无赖政权”，阿富汗也刚刚演过了选举（虽然是独角戏）。前途依旧是光明的。

（原文载《世界博览》杂志2009年第23期，发表时有删节）

    积雪将天光映成暗红，仿佛黎明被提前。

    我们所见的乃是大地上的白夜。

距今整整九十年前，一位立陶宛裔的退役奥匈陆军将领——约泽夫·毕苏斯基（Jozef K. Pilsudski），带着大名鼎鼎的钢琴家扬·帕德雷夫斯基（Ignacy Jan Paderewski）赶到了巴黎。他们是作为一个在地图上尚不存在的“新国家”——波兰第二共和国的临时元首和总理，前来争取战胜国的承认的。正在巴黎参加和平会议的美国总统威尔逊接见了波兰代表，帕德雷夫斯基掏出一张地图，认真地解释说：从历史上看，整个世界的一大部分都应当属于波兰。很快，全法国的人都知道了这个笑话：“如果英国人写一本关于大象的书，他们会描述这种动物的栖息地以及如何捕获；德国人会写一篇生物学论文；而波兰人一定是这么开头的：‘大象问题是波兰问题’。”

波兰问题是1919年和平所造就的一类最典型困境：在公元10到18世纪，与立陶宛大公国组成联邦的波兰王国曾是欧洲幅员最辽阔的大国之一，但它在18世纪末就已经被俄国、奥匈帝国和普鲁士瓜分干净。至于现在的“第二共和国”，纯属历史造成的意外：1918年11月，当沙俄、德国和奥匈三大帝国在同一时间宣告崩溃时，各自为战地斗争了一百多年的波兰人“偶然”发现他们可以伺机复国。临时国家元首毕苏斯基匆匆忙忙地将四五个自行宣布独立的团体整合进了一个联合政府，随后就发现在他治下的国家有9种法律体系、5种货币和66种不通用的铁轨规格；不仅如此，巴黎的协约国会议虽然依据“民族自决”承认了波兰的独立，但波兰的所有边界都还未最终确定。

“公正的”伍德罗·威尔逊总统在“十四点”纲领里是这么描述他所理解的波兰问题的：“它（波兰）必须包括无可争议地是波兰人所居住的领土，……它的政治和经济独立以及领土完整必须由国际条约来保证。”他以为那是“一回事”，其实根本就是三四个相互冲突的问题：在过去的120多年里，“波兰人”分别归属于三个不同的国家，生活在不同的法律和行政体系之下，忠诚于不同的政权、养成了不同的传统，甚至还作为敌对国家的军人进行过你死我活的厮杀。它的地理边界模糊不清：西北部是德国的一整片飞地东普鲁士，北部和东部是俄国革命以后陆续成立的十几个不同名目的地方政权，西南部则是另一个新国家捷克斯洛伐克。所有这些边界都没有大山、大河一类的显著地理界限加以分隔。至于“经济独立”，那更是直接和“包括无可争议地是波兰人所居住的领土”这一项冲突的：要争取重要的煤矿产区，波兰就得和捷克斯洛伐克争夺切青地区（Cieszyn）；要维护波兰地主在主要是乌克兰农民耕种的东加里西亚地区的财产权，就得侵害乌克兰人的经济独立。划分东部边界更是一项不可能的工作：在波兰王国最强大的阶段，整个立陶宛、大部分白俄罗斯和远至黑海的整个立陶宛都是它的“王土”。如果承认波兰“复国”是收回当初被三大强国瓜分的全部领土，那乌克兰、白俄罗斯、立陶宛、爱沙尼亚和拉脱维亚和波罗的海德意志人的大部分领土似乎也应包含在内（比如毕苏斯基的出生地扎拉瓦斯），但这显然又违背了“民族自决”的本意。英国首相劳合·乔治满含讥讽地告诉帕德雷夫斯基：“是啊，你们要自由。可是别忘了，你们的自由还不是用其他民族的鲜血换来的。”

关于新波兰的安全保障特别是边界问题，毕苏斯基有过一番精彩的论述：“我们能从西方得到多少土地完全仰仗于协约国及其压榨德国的程度。”至于东方，“有那么几道或关或闭的门，形势取决于谁将破门而入、踏进去多远”。他明白无误地点出了1919年和平的两大支柱：在中欧，将德国变作纯然的国际政治客体（Object）；在东方，将布尔什维克俄国（及日后的苏联）完全排除出欧洲事务。毕苏斯基钻的就是这个空子：一个从波罗的海延伸到黑海的“大波兰”（Greater Poland）将成为欧洲抵御俄国西犯的屏障，同时有效改善奥匈解体后德国继续稳坐于欧洲中心、在事实上无法被彻底打倒的局面。这也是波兰最有力的支持者法国所乐见的。

1920年4月，毕苏斯基开始向乌克兰进军，苏波战争爆发。一个月后，波军进占基辅。但俄国人马上回过神来，工农红军开始自白俄罗斯和乌克兰两个方向发动反击，至8月初已经进逼波兰首都华沙城下。就在全世界都认为波兰必将灭亡时，毕苏斯基冒险对苏军的南翼发起最后一击。涌向整个西欧的红色巨浪，在华沙城下戛然而止。

“维斯瓦河奇迹”（Cud nad Wisla）是毕苏斯基治下的波兰最大的荣光，也是“大波兰”梦想的回光返照：1919年和平的基础“现状”（Status quo）保住了，毕苏斯基的“海间联邦”也被埋葬了。1921年，苏波签署合约。波兰人有九十九个自我陶醉的理由：他们依旧是小国中的最大者，在东欧找不到对等的敌手，人口和资源都足够向大国看齐。但最后那一块短板就足以否定掉之前的所有优势：波兰的位置在两个手脚从未被完全捆住的邻居（德国和苏联）之间，唯一的盟友法国却远在千里之外；单靠自己，它什么都做不了。因此，当德国在1926年9月正式加入国联时，波兰的命运其实已经注定了：只要其中一个——或者两个——强邻轻轻出手，它的名字就会再度从世界地图上消失。

劳合·乔治对波兰问题另有一番高见：“让德国人和俄国人都觉得公平的方案才是波兰真正需要的。”此言不虚。毕苏斯基元帅守护他的国家到1935年，也不过让这个共和国活过希特勒上台后的蛰伏期。1939年，德国和苏联同时出手，波兰再度从地图上消失。到六年后又一个“波兰共和国”浮出水面时，它的整个版图西移了整整300公里，并且完全倒向苏联。一切都变的不同了。

（原文载《世界博览》杂志2009年第21期，发表时有删节）

（谨以此文纪念李双泽先生诞辰六十周年）

9月底最忙碌的那个礼拜，W君从台北寄来了《敬！李双泽：唱自己的歌》的CD。伊连带告诉我，夏天之前，金曲奖评审团决定给这张受众不多的大碟发个特别奖，据说是为了表达“对台湾本土音乐先驱之崇敬”。我想起这个人已经死了有三十几年，一直到将近二十年的时候才可以重新唱他的歌，便觉得这种奖纵是发了也无甚补益，不过徒增伤感。两年前李双泽去世三十周年的时候，淡江大学搞了很繁琐复杂的纪念活动，先有“纪念碑”后有演唱会，陶晓清、胡德夫、杨祖珺都来了，那也是说散就散，没有多少余音的。现在要听杨弦、胡德夫这些人唱歌，都要等“四十年”、“五十年”一类名目复杂的纪念活动了，仿佛民歌手没有成长，只有衰老——三十多年前是“横空出世”，三十多年后则成了古董，摆在橱窗里看看。或者按照我们熟悉的调子，叫作“完成自己的历史使命”了。

李双泽一定不是这样。1976年12月3日，这个胖子将吉他如同扁担一般背在肩上，握把上挂个可乐瓶，挑衅似的跳到淡江文理的西洋民谣演唱会台子上，大声问台下：“我从菲律宾到台湾到美国到西班牙，全世界的年轻人喝的都是可口可乐，唱的都是英文歌，请问我们自己的歌在哪里？”后来自己变成异见分子的杨祖珺，当时差点以为此人是来“闹场”的。1970年代如日中天的胡德夫，被他咄咄逼人地追问过：“你是卑南族，你们有没有自己的歌？唱一首你们自己的歌！”流转时代的《歌从哪里来》（1976年）里写：“我们无能，我们这一代无法唱出自己语言的歌，多么可耻的事。我们这一群人脑袋里的音符词汇真被强奸了。”结论很简洁：“应该是回家的时候了。”

据说，李双泽第一次萌生要写“中国新民歌”的冲动，是因为在巴黎听到了大陆电影《上甘岭》那首著名的主题歌《我的祖国》。上个星期的《三联生活周刊》登了乔羽的创作手记，他讲起自己这个南方人第一次看到长江时的“震惊”，那水稻碧绿、白帆浩荡，使其脱口而出“一条大河波浪宽”（蒋勋说1977年他在忠孝东路艾迪亚餐厅听杨祖珺唱过《我的祖国》，不知是不是李双泽传去的）。蒋勋后来回忆，1972年的巴黎，七大每周三下午放映一部大陆革命样板戏，大教室里挤满了学生和工人，穿着蓝布“毛服”，一排排站起来高唱《国际歌》。他们这群踽踽的“遗少”、1950年代从殖民的出生地跑到一个名实不副的“中华民国”去的少数不得不自问那个题目：“我们能够很认真地去爱一个孤独的岛屿吗？”

这样才有了《歌从哪里来》，有了1970年代中后期的民歌运动，也有了那首大名鼎鼎的《美丽岛》。如果说李双泽们的问题意识是最“现代”和最西方的课题的话——被弃的“中华民国”何以自存？从“二等公民”到“南明遗少”，如何克制接二连三被遗弃的痛感？以及最根本的：在日益技术化、平面化和“同质化”的世界里，被割裂的、不完整的个体如何寻找到整全的“乡土”（或曰家园）感觉，并在世间自处？那么，他的解决方案恰恰是最古老和最东方的：回到土地中，回到水源头，重新发现作为“大地生民”的原始力量和“生而为中国人”的精神家园——而这个“生而为中国人”的精神内涵，并非每一个“自然的”中国人都了解和体会的到的。

台湾有人管李双泽叫“中国的Bob Dylan”。李双泽自己倒讲：“Dylan的歌，在台湾唱，满得意的，在纽约唱，觉得怪怪的。”大约是有深意的。所以有时不禁想，民歌运动“其兴也勃，其亡也忽”，和整个时代的主旋律倒是很一致的：在“越来越好”的时代，一心要“唱自己的歌”的李双泽，自然就变成了大地上的游击队员。在托尔斯泰那里，1812年的游击队员差不多就是整个俄罗斯自然力量的代表，游击队员品质（Partisanentum）的本质即是根植于土地。罗尔夫·施洛尔斯和卡尔·施米特讲的更多——“如果游击队员认同一种世界革命或者一种技术至上论的意识形态的绝对攻击性，他们便会改变自己的本质。”（施米特：《游击队理论》）这个形象也符合“启蒙”的破坏性影响：在18世纪之后，个人若想保持与土地的关联，就必须忍受在贫困、灾难和迫害的压力下流离失所，同时在“乡愁”之中找回自己的根。

2005年前后，胡德夫开始发《匆匆》。去年有人和我感慨，本以为胡德夫是一辈子不会出专辑的，不料如今也“落水”了，很有叹惋之意。我当时觉得无法回答。此时此地，单凭眼睛大概已难看出何事是出自本心，何事是商业的炒作和包装了。这样想来，不免要觉得，天才李双泽的“意外”死亡其实是个隐喻：1976年秋，结束长达一年半的欧美游历之后，他回到台湾，随后又短暂地去过一趟出生地菲律宾。1977年5月到7月，李双泽在短短两个月时间里写下了他一生中全部的音乐作品，随后就在9月10日因为营救游泳时落水的外籍友人溺毙于淡水兴化店海边——如同一种事先安排好的仪式。

他最后还是如愿以偿地回到了大地。这是每一个真正游击队员的归宿。

实际上，我根本无法想象，如果他一直活下去，到今天变成一个六十岁的老头，会是个什么样子。

李双泽留下来的歌，细数起来只有《心曲》、《我知道》、《红毛城》、《老鼓手》、《愚公栘山》、《美丽岛》、《少年中国》、《我们的早晨》、《送别歌》这九首（CD里另外收了《绿岛小夜曲》，窃以为并不相宜）。《老鼓手》和《我知道》失之拙朴，换作我是听不下去的；《红毛城》则与1950年代的一派大陆新民歌一样，放在当年是“主旋律”，如今再唱已经要被打成“不和谐”。至于传唱最广的那首《美丽岛》，因为政治背景之影响，和《龙的传人》一样被禁将近二十年（原因倒是截然相反：侯德健是“投共”，李双泽被说成支持“台独”——一个唱“隔着迢遥的山河，去看望祖国的土地”的歌手，成了“台独”）。《敬！李双泽：唱自己的歌》CD里收了胡德夫2005年弹唱《美丽岛》时的现场音，歌至哽咽，不觉老泪纵横。他那张《匆匆》里收的第一首歌是《牛背上的小孩》，而《美丽岛》正调的最后一句，就是“水牛，稻米，香蕉，玉兰花”。

记得杨弦在1975年拿出的第一张专辑《中国现代民歌集》，其中就有一首《民歌手》。词是余光中写的，意象很乱。杨弦曾经退出民歌运动二十几年，最近还偶尔出来唱几句，风采依旧很好。他还唱过一首叫作《乡愁四韵》的，也是拿余光中的新诗谱的曲。这样的歌，李双泽肯定是不会唱的，他早就在《少年中国》里就讲过：“古老的中国没有乡愁，乡愁是给没有家的人。少年的中国也没有乡愁，乡愁是给不回家的人。”

我时常失眠，有时也会想起这个留着长头发、光着膀子摆弄吉他、笑起来眼睛眯成一条缝的胖子，觉得他还是比我们幸福：五六岁时就跟着父母从菲律宾跑到台湾，终于回到了不知是少年还是老年的中国；二十八岁那年，又命中注定似的再度从菲律宾回来，仿佛就是为了在兴化店海滩完成自己的涅磐。《送别歌》的最后一句词是：“我们希望有一天能够重聚在水源地。”热爱大地的人，终有一天都会重聚在水源地。

1849年2月22日，小有名气的天主教政治活动家、“西班牙的蒙塔朗贝尔”（蒙塔朗贝尔伯爵是法兰西第二共和国时代君主立宪派的领袖）胡安·多诺索·柯特斯跑到柏林，当上了西班牙波旁王朝驻普鲁士王国的公使。在他上任之前十一个月，一场正在整个欧洲蔓延开来的“革命传染病”传进了德意志，柏林市民用四轮马车、麻袋、砖瓦和碎木片在国王大街上筑起了12个街垒。这会儿，在法兰克福召开的新国民议会正计划通过民主选举，拥戴普鲁士国王为新的“德意志联邦”皇帝。柯特斯这位顽固的耶稣会士觉得柏林已经待不下去了，于是跑到德累斯顿，托庇于萨克森国王弗里德里斯·奥古斯托二世。此后一直到1851年调任驻法国公使，他一直在观察这场德意志“建国革命”的整个经过，留下了一大堆书信、论文、演讲记录和呈递给马德里政府的秘密报告。

1848-1849年的普鲁士革命是一个酝酿已久的必然性事件，但其过程却显得格外离奇。长达数年的失业和普遍经济困难令大部分农民以及手工业者愤愤不平，野心勃勃的黑格尔派知识分子忙着煽风点火，鼓吹树立人民主权、建立全德宪法国家。至于强硬、保守的贵族党，他们在最近十年形成了一种不负责任的浪漫主义情结，认为与民众之间的温情脉脉的“协商”是有合理性的，也是“恢复古老德意志之三色旗”（意即重新建立统一的德意志国家）所必需的。普鲁士国王腓特烈·威廉四世和他的宠臣冯·拉多维茨将军乃是两个名不副实的反动分子。国王忧郁而脱离实际，认为城市里头充满着反政府分子，农村却是忠诚而可靠的，他决心通过制宪与这些“忠实的奴仆们”重新建立信任关系；拉多维茨也是个不可救药的立宪爱好者，并且成为了肤浅的革命狂热的第一批俘虏。因此，当法国和奥地利在1848年春天相继发生革命之后，普鲁士的国王和自由资产阶级结成了统一战线，驱逐了贵族军官团，在柏林召开了预备立宪会议；其他德意志邦国也开始群起效仿。当最敌视革命的奥地利首相梅特涅在维也纳仓皇出逃、柏林又落入自由主义政府之手时，德意志国家问题的决定权真正落到了人民手中。

1848年5月18日，经旧的德意志邦联（这是1814-1815年维也纳会议后，欧洲正统主义国家为取代被拿破仑废除的神圣罗马帝国而成立的松散的德意志国家组织，包括奥地利、普鲁士等39国，以奥地利为中心）议会和自由主义的预备国会批准，831名德意志各邦议员齐集在法兰克福的圣保罗教堂，召开主持制宪和“建国”问题的国民议会。巴登政治家施特鲁韦慷慨激昂的演说，最好地概括了革命浪潮中的人们抱着何等的乐观信念和不切实际的想法：“德国长期以来蒙受着深重的屈辱。这些屈辱可以借助如下词汇来说明：奴役、愚昧、对人民敲骨吸髓……现在，一切把德意志人束缚在事物的所谓现存秩序上的绳索已经全部解开了。在美因茨河畔的法兰克福联合起来的德意志人大会的任务是，准备好新的纽带，以便把整个德意志人民团结成为一个自由的伟大整体。”

柯特斯对法兰克福国民议会有一番精彩的评论。按照他的看法，那是一个“革命原则的怪胎”。议会拥有一批优秀的政治家和学者作为其成员，但它自身却是一个“应当遭鄙视”的政治因素——大家以喋喋不休的议论来掩盖整个议会软弱无助的状态。这倒是近似大名鼎鼎的法国启蒙思想家孔多塞的主张：政治生活的最高理想就在于协商，不仅立法机关要协商，全体国民也要协商，真理会自协商中“自然地”出现。于是，右翼的贵族党开始鼓吹建立邦联制国家，保留各邦的君主及其权力；左翼的自由派分子则鼓吹树立国民主权，支持单一议会制度；温和的中央党人既同意保留王权，又要求确立自由宪法和议会的优先地位。到了1848年12月27日，国民会议总算是通过了《关于德意志民族基本权利的帝国法》，随后又开始像模像样地研究起关于帝国幅员、联邦关系和政府形式等一系列关键问题来，打算在1849年初制定出一部根本的宪法，然后“为万世开太平”了。

在政体问题上，圣保罗教堂里的“建国大业”是以一种典型的自由主义宪政论作为其基础的。或者按照柯特斯所讥讽的，是以一种“永恒的商讨”为其特征的。所有人都赞成保留一位皇帝作为至高无上的权威，这个人的地位和意见超越了一切党派（从而也必然超越议会本身），因而具有最大的不偏不倚和公正性；但议会同时却又希望把皇帝变成一个纯粹的行政权代理人，这位贵人最好既没有独立意志又不能自行其是，其每一项活动都受到议会与内阁的制约，只能老老实实地执行议会的意志。柯特斯讽刺说，“就像自然神论的矛盾一样，自由主义的资产阶级希望有一个上帝，但是这个上帝却不能是主动的”。

这就是德意志的充满浪漫主义精神的自由派资产阶级藏在“永恒的商讨”之后的本质：他们痛恨绝对王权和贵族制，因而早早地向左转；但又害怕激进的民主派和社会主义会危及到自己的财产，于是随后又向右转、向王权求救，指望刺刀能保护他们。他们在左右两派之间大放烟幕，试图欺骗所有人，但始终没法解决一对矛盾——这些人既不想要一个强大的王权，又不想要彻底的人民主权。那么他们到底想要什么？

有些癫狂的国王腓特烈·威廉四世倒是看出了某些问题。他固然想入非非地希望与人民保持直接关系，但也清晰地嗅出了自由派对神圣君权的威胁。他坚持要为自己保留非常命令权和不经预算认可的独立权，并且打定主意，要把宪法作为打击自由派的工具。假如国民议会没法就大政问题达成一致，他就强行通过一部王权主义的宪法。

另一个大问题甚至比立法权与行政权的冲突更棘手。一部分代表支持建立一个包含奥地利、普鲁士以至现存的整个哈布斯堡帝国的大德意志联邦，这也是普王所暗中希望的，他要借助这场革命把奥地利变成普鲁士的附庸和跟班；另一派代表则支持建立一个由普鲁士统治的“小德意志”，不包括任何奥地利领土。从国际政治的角度看，这是最有可操作性的：欧洲最强大和最反动的堡垒俄国首先就不会容忍一个强大的、民主的、统一的德意志帝国，那会将它抛回到欧洲；英国和法国也不会满意。在现阶段，欧洲只可能有一个北德的新教德意志联邦和一个南德的天主教奥地利，而不是一个统一的以普鲁士为中心的大德意志。

到了1849年3月27日，国民议会已经无法在建国问题上再做拖延了。他们意识到，“对奥地利的等待就是德意志统一的灭亡”。在圣保罗大教堂里，人们以267票对263票的微弱多数通过了“小德意志”建国方案，并在次日公布了《德意志帝国宪法》（即保罗教堂宪法）。议会同时选举普王腓特烈·威廉四世为这个新德意志国家的皇帝。几天之后，国民议会主席西姆松带着一个32人的代表团来到柏林，恭请普王接受皇帝的封号。国王当场予以了拒绝，理由是“德意志境内各国王、诸侯和自由市”并未决定拥他为帝。至于真实的意图，他后来在给普鲁士驻英公使的私信中才略有透露：“霍亨索伦王族可以接受的皇冠并不是由枪弹轰击而成革命种子的大会所制成的那顶……这顶皇冠是不洁的，它充满了1848年革命的腐尸臭味。”他的浪漫主义幻想已经破产了。

随着腓特烈·威廉四世拒绝接受皇冠，圣保罗教堂里的所有工作也可以宣告寿终正寝了。继奥地利之后，普鲁士王国也从法兰克福召回了它的议员。左倾的激进分子跑到斯图加特，打算继续把会开下去；这个时候，绰号叫“农民国王”的符腾堡国王威廉一世决定来管管他们了。1849年6月18日，符腾堡王家军队冲进了斯图加特的“残余议会”，大部分心怀不满的议员只好拖家带口逃往美国。德累斯顿、普法尔茨和巴登的左翼民主派企图以武力强迫政府接受宪法，很快就被绰号“霰弹亲王”的王弟威廉（后成为普王威廉一世）镇压下去了。

法兰克福国民议会的建国大业，始自1848年5月18日圣保罗教堂会议召开，终于1849年6月18日激进派遭符腾堡军队“清场”，前后纠结了一年又一个月整。柯特斯在1850年1月30日谈及欧洲形势时，曾以一种马克思式的嘲讽语调总结道：德意志人民最初曾像拥戴自由女神一样对国民议会热烈欢呼、顶礼膜拜，但在一年之后却听任议会死去，“就像听任一个妓女死在小酒馆里一样”。在他看来，这差不多就是泛神论迷雾的必然结果。

在圣保罗教堂的这幕“建国”悲剧中，国王本人是以一个倒霉蛋和糊涂虫的形象出现的。倘若他更有耐心和宽容，本来可以联合中等市民阶级一同对抗自由派，把秩序维持的更久一些；假如他单单是为保全王位，那么无论是保持旧的德意志邦联还是血腥镇压都已足够，不必玩一场危险的革命游戏。说到底，普鲁士王国政府试图既以“革命”的名义攫取整个德意志国家的领导权，建立起一个强大的、民主的统一德意志国家；同时，却又处心积虑地要将君主制、权威、正统性等一干古老概念保存下来。这样的“建国大业”乃是历史上一类不可能实现的民主幻想，“理性和历史经验同样诅咒它”（《柯特斯文集》第五卷）。

在1848年的建国问题上，存在着柯特斯及其赞颂者卡尔·施米特与弗里德里希·梅内克（散见于其集大成的巨著《世界精神与市民国家》及《国家理由观念》）两种典型观点，更确切地说，即天主教政治观与作为其敌手的新教资本主义路线之附庸——历史主义学派间的对立。问题的核心在于：“柏林在1849年不论在政治上还是在思想上都不是一种专政获得其伟大历史意义的所在。”（施米特：“1849年柯特斯在柏林”，录《论断与概念》1940年版）浪漫主义也不足以赋予这一事业以足以与其身位相配的意义——恰恰因为其在内核上的与政治相抵触的虚无倾向。

柯特斯死于1853年，没能活着看到俾斯麦和威廉一世缔造的那个空前绝后的第二帝国。他始终都认为，德意志统一的思想是历史上不可能实现的民主幻想；如果在欧洲的中心形成一个强大的国家，那将是一场欧洲大战的前兆。在他死后66年，魏玛共和国的立法者们宣称他们已经解决了1848年的建国难题；又过了14年，从奥地利来的二等兵阿道夫·希特勒上台。决断的时刻耽搁了近百年，终于以最具否定性和最严酷的方式降临了。

（原文载《世界博览》杂志2009年第19期，发表时有删节）

《逆天而行——大正及昭和初期的日本海军》

作者：刘怡、阎京生

出版社：武汉大学出版社

出版时间：2009年7月

开本：16开

版次：1-1

字数：485千字

页数：455页

定价：55.00元

装帧：平装

ISBN：978-7-307-07023-3

目录

第一章、鹰与鹤的较量：大正时代的日本海军与日美竞争

第二章、魅影危机：从《兰辛-石井协定》到华盛顿会议的日美海军竞争

第三章、八八舰队的巅峰与终结

第四章、逆天而行：走入昭和时代的日本与日本海军（一）

第五章、沧海横流：走入昭和时代的日本与日本海军（二）

第六章、恶魔自东方来：走向太平洋战争的日本海军

附录

“神之大和”——“大和”级超级战列舰之舰政篇：“大和”级的建造与技术特点

“神之大和”——“大和”级超级战列舰之舰战篇：“大和”级的作战与覆灭经过

    说到作者与出版社的关系，我总想起乔治·吉辛的小说《新格拉布街》。

相识三年。

放你走，换我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