抽烟的西西弗

1848年2月24日，托克维尔前往巴黎勒贝尔蒂耶街拜访一位同僚。他穿过清晨的人行道，惊讶地注意到路旁的大树正一棵接一棵地被伐倒。市民们静悄悄地收集着木料，在车行道上搭建街垒，他们各司其职，熟练的如同流水线上的工人。大历史学家受了震撼，不禁脱口而出：“这一次不再是一场骚乱，而是一场革命！”

一百六十多年后，当代的政治学者以及知识分子却不能肯定，发生在埃及、利比亚、也门、叙利亚乃至纽约祖科蒂公园的究竟是一场革命还是一场骚乱。12月5日号的《时代周刊》以一位蒙面示威者和红字标题Revolution Redux（革命复归）作为封面，Redux这个习见于17世纪的老词，刚好是在描述1660年查理二世重新统治英格兰时出现的。从这个角度说，“革命复归”——也可以叫作“革命复辟”——似乎并不是在描述一种状态，而是本身包含着二元对立，使人回想起巴士底狱、波旁王朝以及老拿破仑的幽灵。对此不遑多让的还有联合国大会，九个月之前，当联大取消彼时还由卡扎菲集团把持的利比亚政权在人权理事会的成员资格时，理由之一就是“中东和北非的民众正在要求新的民主权利与自由，国际社会对此应予以坚定支持”——这里分明出现了伍德罗·威尔逊那苍白忧郁的脸。

既然“一切伟大的世界历史事变和人物可以说都出现两次”，并且“使死人复生是为了赞美新的斗争”（《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那么我们不妨也借用皮埃尔·阿斯奈（Pierre Hassner）发明的一个词儿，把即将到来的时代称作“新中世纪时代”（Neo-medieval Era）。托马斯·潘格尔（Thomas L. Pangle）在1999年曾试图剖析这个词的含义，他归纳出的要点包括：世界事务的普遍道德含义正越来越重，这表达出日益强烈的全球集体意识，也意味着出现统一而明晰的“万国公法”的可能性在增加，恰好等同于中世纪时代清晰严整的基督教道德。另一方面，执行这种道德的偏偏又不是既有的国家或永久性国际组织，各种非官方甚至特定的机构（比如CNN和大赦国际）成了公共意见的指导者和发动者，他们传达给外界的信息显得错杂而含糊，和中世纪时代诸侯林立、群龙无首的状况别无二致。

在的黎波里和纽约发生的一切，共同构成这“新中世纪时代”的先声。鉴于前者的血腥暴戾与后者的温文和平刚好构成对比，这个结论听上去相当奇怪。但有一点是共通的——与其说他们是指向既有政治主体及其合法性的政治运动，倒不如说本质上是反政治的。“全体人民”中的一部分（无组织的华尔街占领者），或者某些拥有有限实际权威的地方势力（反卡扎菲的利比亚部落），不再相信国家的“法”、或者这种“合法状态”较之“前政治状态”更加优越，他们以某种形式的“世界精神”——反对贫富分化或者“要求新的民主权利与自由”——作为旗帜，进行纯粹是破坏性的抵抗。华尔街占领者以及卡扎菲的反对者们最初都没有什么口号，区别仅仅在于，前者被美国政府以完全行政性的理由和处置早早消灭，后者则在北约的指导和援助下“意外”地捏合成一个团体，推翻卡扎菲并成为利比亚的新执政者。

马上得天下之后，利比亚以及之前的埃及、之后的叙利亚等国似乎又出现了新的苗头：为了夺权目的而草草整合成政治团体的反对力量内讧不断，人民则再度奋起，宣泄不满和戾气，这副混沌不清的局面像极了中世纪的另一大“特产”——诸侯战争。倒是美国政府在占领华尔街和利比亚内战上的相反态度值得玩味：华盛顿有没有留出足够的空间来安放新中世纪的教皇席位呢？

中立化与非政治化

《彭博商业周刊》在秋天挖出了他们所认为的“占领华尔街”的精神教父，这位格雷伯先生（David Graeber）是位人类学家、社会活动家、无政府主义者兼反权威主义者——这种身份合于“新中世纪主义”的期待，即科学观念至上、以社会否定国家和（至少是形式上的）多元主义。然而，它们又是如何与泛道德主义相契合的呢？

可以肯定的是，格雷伯先生的例子并不是什么新鲜事。早在一百多年前，法国的工团主义者就曾宣判：“国家死了。”当然，鉴于刀斧手尚未就位，国家直到今天还苟延残喘着，但这并不妨碍新工团主义者们在伦理上对它进行消解（这种消解让我们想起康德和他的“永久和平论”）。他们要么宣称，作为最高社会组合体以及最高伦理的承载/创制者的国家并不比其他社团或伦理更高明——利比亚的部落反抗者们喜欢这种逻辑，格雷伯也会赞同的；要么干脆抛开国家，直接去和“人民大众”、“全人类”或者“历史潮流”对话——联大决议以及齐泽克在占领运动中的演说都是这个调调。

多元主义的支持者们大多希望国家仅仅充当一个利益平衡者，一个对不同的社会和经济权力作出妥协，因之不具有独立内涵的中立角色，一个调停但不决定之人，一个仅在必要时才出场的隐形人。另一方面，国家中立化的鼓吹者往往也是程序正义论者，在他们的概念里，理想的政治操作过程乃是一种法理化（Justification），那将是一个由法学概念和术语环环相扣而成的简单推理过程，不需要价值判断，也不需要倾向性——不需要决断（Decision）。这种因为多元化导致的中立化观念扩展到国际事务领域，就成为“全人类”和“历史潮流”的伙伴，成为某种单一的道德符号。

这种情形，刚好与冷战期间东西对立、两种道德标准泾渭分明的情形截然相反。一方面，非政治化在内政和国内法意义上的扩展，或许应当视为国际政治无政府状态的“倒灌”，如果国际政治的多极化、文明冲突的可能性已经成为事实，那么国内政治的中立化和底线化大概也有可以理解之处。但我们仍然无法忘记，亚历山大·科耶夫（Alexandre Kojève）及其徒孙弗朗西斯·福山（Francis Fukuyama）在冷战的前端和终点处同时描绘了某种“普遍均质国家”的可能性，描绘了单一民主政体一步步扩展到全世界、使历史趋于“终结”的可能性，这好像又是康德式观念的写照。

一面是多元化和碎片化，一面是一体化和趋同化——我们已经触到了“新中世纪时代”的又一个镜像。

施米特的焦虑

八十多年前，一个政治上不很“正确”的德国人卡尔·施米特（Carl Schmitt）——后来他和科耶夫有过不浅的交情——曾以相当激烈的笔调集中声讨民主政体尤其是政治法学领域的政治中立化现象。他的论点简洁明白：“划分敌友是政治的首要问题。”而这种敌我划分或曰决断在当今的自由民主政体下却被有意地淡化和遮蔽了。

自由主义与代议制民主的结合，及其在全球范围内的普遍胜利，在施米特的时代就已经无可辩驳了，并且由马克斯·韦伯这样的伟人提供逻辑支持。但施米特恰恰对“全球范围”和“普遍胜利”大感怀疑，在他看来，“民主的第一个要求是同质性（Homogeneity）；第二个要求是，当形势需要的时候，排斥或剪除异质性”，并且“平等的问题绝对不是抽象的逻辑和算术游戏，平等（必须）意味着实质上的平等”。从国内法意义上说，即使是在实行现代民主制的国家，民主红利也不可能且不必要惠及全体大众，因为只有当掌握政治权力的核心市民阶层将其政治/经济意图注入代议制政体时，后者才能具备决断性，因之发生实际政治效力。作为民主政治、实际上也是任何一种政治核心要素的权力（Power）在政治运作开始之前就已经被确定的同质共同体所掌握，这个共同体在历史上曾无数次以完全违反程序正义的方式，确保并强化自身在种族、宗教、文化等方面的同质性。而国内法意义上的“中立”，也须以同质性为前提。

反之，在国际法领域，“现代帝国主义创造了无数与其经济技术发展相适应的统治形式，这些统治形式和殖民宗主国内部的民主发展步调一致”。威尔逊在1918年提出“十四点”的时候，像伊拉克这样的地区并未由衷生出独立的愿望，但在“民族自决”旗帜下也匆匆建国了；然而伊拉克究竟何时才能达到“自立之时”，依照国联盟约，仍须由托管国决定。从程序上说，该国的独立完全是个纯法理过程，但幕后的决断者才拥有真正的政治权力，只是以一套更加“现代化”和更有效的手段文饰过了。决断者不仅能决定如何维护其统治基础，甚至可以重构一切相关术语和概念的内涵，比如，“维护地区和平”就比“武装干涉”文雅的多。最终出现的将是奥威尔式的场景——“战争即和平”！

只有自由主义是真心信奉价值中立、理性主义和程序正义的，但自由主义本身不具有政治决断性。只有在基于同质性和权力性的民主政体提供了舞台之后，这种“中立”才有发挥效用的可能性。否则，抗议也好、辩论也罢，只不过像“把现代中央供暖系统的散热片涂上红油漆，好让它看上去像熊熊烈焰一样”，徒有其表，毫无意义。

谁是“敌人”

回到我们眼前的生活世界吧。施米特会如何评论在利比亚发生的一切呢？他盛赞过19世纪以来存在于美国和英国的那种民主，不是因为他们的中立性，而是因为它们“通过真正权力的交接和转换，迫使真正掌握权力的人或社会力量亮相，而作为这种亮相的结果，政府就总能够在表象和现实的‘美妙的’协调之中代表最强大的力量”。中立化和非政治化的可能不是因为其自身，而是因为某个同质的市民阶层共同体已然成为“最强大的社会力量”，在此基础上进行的基于自由原则的公开辩论和对峙，最终将促成真正掌权群体的“亮相”。而利比亚欠缺的并非形式上的选举或竞争，恰恰是以同质的市民阶层为核心、因之与议会民主制形式对应的社会基础。在这种情形下，硬要维持“程序正义”，最终“亮相”的当然也会是“最强大的力量”，但这个力量的目标或许恰好是终结市民阶层的法权国家。而美国政府对占领华尔街运动的粗暴，反过来证实华盛顿在维护同质性上是不遗余力的——绝妙的反差！

按：总的来说本文缺乏营养，主要原因是写到一半我就饿了，次要原因是篇幅不足，而且照例又偏题了。开篇之所以提到Pierre Hassner，不仅因为他是Neo-medieval Era这个概念的创造者，而且还因为他是《政治哲学史》中康德和黑格尔那两章的作者。一切已经和将要存在的关于万民法的思考都必须以正义战争理论为基础，我两次提到康德的名字正是因为这个原因，而Hassner在那两个章节中恰恰都没有回避这个问题的重要性。另一方面，关于黑格尔历史哲学发展的最终形态，刚好是在Alexandre Kojève那里得到了最清楚的呈现。

关于现代民主国家的中立化与非政治化及其在国内/国际法领域的表现，Carl Schmitt在1933年前的所有政论几乎都在谈论此问题，与其听我复述，不如读读原文，极其精彩。值得一提的是，恰恰是Kojève对施氏在这一问题上的见解做了延伸和补充，并且体现在《法权现象学》中。比较这两个人的看法无疑是很有趣味的。

综上所述，敷衍出这篇文章基本上只是为了向几位伟人致敬。关于托克维尔的那个段子我不是第一次引用，一半是因为前一阵第二次精读了托氏关于1848年革命的回忆，另一半是因为施米特写过一篇以托氏自况的古怪文章。文章引用了马克思转引黑格尔的名段“一切伟大的世界历史事变和人物可以说都出现两次”，随后的半句我没有抄上，那代表了我对一系列老现象Redux的观感，也是我对自己这篇烂文的基本态度。

大雾澄清后的早晨，风一阵阵地把叶子从树上拂下来。阳光里，剩下的两三片在迟疑着翻转，宛若所在的是迟到的秋天。

If I were a dead leaf thou mightest bear;

If I were a swift cloud to fly with thee;

A wave to pant beneath thy power, and share

The impulse of thy strength, only less free

Than thou, O uncontrollable! If even

I were as in my boyhood, and could be

The comrade of thy wanderings over Heaven,

As then, when to outstrip thy skiey speed

Scarce seem'd a vision; I would ne'er have striven

As thus with thee in prayer in my sore need.

Oh, lift me as a wave, a leaf, a cloud!

I fall upon the thorns of life! I bleed!

A heavy weight of hours has chain'd and bow'd

One too like thee: tameless, and swift, and proud. (Shelley: Ode to the West Wind)

在山崎丰子的小说《不毛地带》与《命运之人》中，“政治部记者”这一职称扮演了相当重要的角色。他们或者紧随政商关系中的核心人物，以近于挑衅的方式验证既有信息的可靠性，甚至与这些要人形成有倾向的互动（《不毛地带》中的田原秀雄）；或者因为提前知晓了政商活动中的内幕消息，乃借助报端将其公之于众，从而直接影响政策制定和运作的过程（《命运之人》中的弓成亮太），称得上言重九鼎。而从个人发展上看，言既重，则人亦不微——担任过《读卖新闻》集团董事长的渡边桓雄、《朝日新闻》社原社长秋山耿太郎都是政治部记者出身；二战前的《朝日新闻》政治部名记绪方竹虎在1944年被延聘为内阁情报局总裁，参与筹划中日单方面媾和，战后更是担当国务大臣（副首相）、内阁官房长官和自民党代总裁等要职，权倾一时。《每日新闻》则有一位政治部记者当上了岸信介首相的女婿，这个人便是后来的外相安倍晋太郎——日本前首相安倍晋三的父亲。

从渊源上看，中文里的“政治部记者”乃是来自东瀛的外来词，大约相当于英文的Political Editor。1990年代之前，他们构成西方世界任何一家“大报”（Broadsheet）的灵魂。一名典型的政治部记者并不完全等同于以政治事务作为报道对象的记者，许多时候，他们甚至不直接从事对报道对象的叙述性采编、摄影等直接任务；不过，新闻记者的本格又使他们和从事政治科学研究与政策分析的专业人士区分开来。简而言之，他是一名作战参谋：为数众多的一线政治记者为他提供丰富的感官素材和情报（在欧美报业，因为专职记者人数较少，这一工作通常由政治通讯员Political Correspondent担当），而政治部记者则依据其经验、直觉和专业知识，对这些凌乱的素材进行分析和整合，使之形成完整的故事或有逻辑的体系。当掌握的素材不够充分或相互矛盾时，政治部记者除去指挥一线记者遂行进一步采访和拍摄外，通常还会亲自出马，利用多年来构建的独立情报网——通常是某些政治掮客、不显眼但关系紧要的办事官员、甚至政商要人的亲戚故旧——完成对猜想或分析的核实。从这个意义上说，他们还是亲身的行动者。

鲍勃·伍德沃德和卡尔·伯恩斯坦这两位《华盛顿邮报》的年轻人在“水门事件”中扮演的角色——电影《总统班底》对此有详尽的刻画——便是初级的政治部记者。伍德沃德出于新闻嗅觉，注意到闯入水门大厦的窃贼乃是CIA前雇员，并且从窃贼身上搜出的一张支票可能与尼克松的连任竞选基金有关。他和伯恩斯坦顺着这条线索继续追查，在被种种迷雾和相关当事人的不配合所困扰的同时，也越来越接近竞选委员会中阴暗链条的本体。而高度关注该报道的《华盛顿邮报》总编辑本·布拉德利除去为两个年轻人顶住经营和政治方面的压力外，便是基于资深政治部记者的认识，敦促他们彻底挖掘和调动更多信息源，继续推进及核实对事件调查的可靠性。虽说使水门事件调查峰回路转的信息来自“深喉”——FBI副局长马克·费尔特，但倘若伍德沃德和伯恩斯坦没有将调查推进到相当深度，仅凭“深喉”的少数情报根本就不足以证实尼克松的亲信直接指挥和策划了对水门民主党总部以及一系列“异己”机关的窃听。更何况，“深喉”这个线人本身就来自伍德沃德自己的关系网：他在1970年服役于海军时就与费尔特建立起私交了。

正因为政治部记者兼有通览全局的眼界、寻幽探微的技巧和四通八达的情报网，在许多国家，资深政治部记者往往摇身一变、亲自投身政界，成为政治家或政治领导人的智囊和秘书。在派阀政治盛行的日本，这一趋势尤其明显：不少年轻的政治部记者因为数年如一日地追踪某一政党甚或某一派系的新闻，得以接触到内幕消息和灵通人士，进而为政坛大老所赏识，改弦更张走上仕途。朝日、产经、读卖几大新闻社都盛产此种“复合型人才”，最新的一个范例是刚刚出任野田佳彦内阁财政大臣的安住淳——从早稻田大学夜间学部毕业之后，安住在NHK担任政治部记者近十年之久。因为长期报道和自民党相关的新闻，他受到正在筹划自民党改造的细川护熙首相的注目，在1993年代表细川的日本新党出战众议员选举，自此平步青云。而这位安住财长今年也不过49岁而已。

然而，值得注意的是，进入1990年代之后，像安住淳这样华丽转型的政治部记者已是凤毛麟角。从全球范围内看，政治部记者的影响力、他们参与政治过程的深度和重要性，乃至从业人士的专业技能与公信力，都呈现急剧下滑的趋势。这固然与技术条件的改善有关——倘若通信手段尤其是网络的发展使得在的黎波里和大马士革发生的一切可以在第一时间传回所在国，而诸如国际政治学者和政策分析专家这样的高端人士也不再像阿诺德·汤因比一样仅仅供职于特定机关，则过去由政治部记者代行的逻辑分析与整合工作，现在已经可以由专业人士代行一大部分。但更重要的问题在于，随着传播手段和媒体环境变化而出现的定位和视角转移，一种新的倾向——“默多克化”正在汹汹滋生。

“默多克化”的显性特征在于，它取消了政治部记者的灵魂地位，使一线记者采集的感官素材直接和受众接触。对大空袭、大逃难和大追捕的24小时不间断直播使分析或曰思维要素从人们对政治事务的关注中抽离了，几十亿人像观看好莱坞电影或聆听1001夜故事一般“欣赏”正在发生的一切，媒体则夸张地担当着感官刺激的采集者和煽动者角色，甚至丧失了基本的伦理底线（想想《世界新闻报》在米莉绑架案中的丑陋表现吧）：但按照默多克的想法，这才是正当的，因为猎奇心理和对“时效性”的崇拜是多数人的天性，深度的思考只囿于少数。是以大报只能“小报化”。

另一方面，在借助感官挑逗和通信网络扩展铺张巨型媒体帝国的同时，默多克们参与政治事务和政策过程的兴趣倒是丝毫不减。只不过，内幕消息和情报网络现在也成了商业利益最大化的工具：拨弄舆情、操控受众的可能性变成了与政府讨价还价甚至坐地分赃的筹码，最终的目的则是将巨型媒体帝国发展到无孔不入、翻云覆雨为所欲为的程度。奇怪的是，这样一个“每一个毛孔里都流着血和肮脏的东西”的物事，偏偏宣称只有它才代表公正公开的信条以及人类和平繁荣的前景。莫非人类的前景其实是王致和——吃着香，闻着臭？

两篇新文：

http://site.douban.com/widget/articles/237332/article/14970377/

http://site.douban.com/widget/articles/237332/article/14970589/

我想我还可以再努力一点。

Jeffrey Shaara的名小说《众神与将军》里有句对白：“昼行军，入夜则读色诺芬以消遣。”（We march by day, and read Xenophon by night.）这里说的色诺芬，本是苏格拉底的门生、柏拉图的学友，古希腊文武双全的大英雄。他于哲学及治国术见解深刻，留下《会饮》、《经济论》等名篇；又曾率万人希腊雇佣军参与波斯的夺位之争，记入《长征记》这一史籍；此外，色诺芬还驯狗养马、交结权贵，住着规模相当可观的庄园，活脱脱一位时髦绅士。

在军事技术及社会阶层的演化催生出常备军与职业军人之前，东西洋都不乏文武双全的奇才。希腊人讲究体教、乐教结合，柏拉图当过重装步兵，修昔底德被推为将军；中国读书人则要兼修六艺，像班超、虞允文、曾国藩，昨天还是书生，今朝就可典兵。千百年后虽说时移世易，重视文教、遍修诸艺的个案还是时有浮现。丘吉尔能拿诺贝尔文学奖固然值得质疑，但其文笔流畅秀丽、史学功底扎实，却是不争的事实；安德烈·马尔罗前半生是捧得龚古尔奖的小说家、浪迹印度支那的冒险者，后半生则追随戴高乐，当了好些年文化部长和政治使节。基辛格访华前对中国一无所知，赶紧请马尔罗补课。虽说马氏对中国经济的看法早已过时，其关于中国国民性的见解，还是让基辛格佩服的五体投地。

与丘吉尔、马尔罗这类年轻时就以文采著称、嗣后才在政治舞台上发光发热的角色相比，另一种“领袖文学家”就显得比较“内涵”了。勃烈日涅夫年轻时当过业余演员，据说还能背诵叶赛宁与梅列日科夫斯基的长诗，不过从未听说他有什么文学天赋。然则“勃主任”一旦升为“勃总”，立马笔下生花，写出上百万字的三部曲自传小说，豪取列宁文学奖。中国人熟悉的“施季里茨同志”——演员吉洪诺夫，有项主要副业便是在电台声情并茂地朗诵勃总的巨著。萨达姆·侯赛因据说创作史比勃总略长，一生写过四部小说和不少诗歌，不过即使是内容最完整的《扎比芭与国王》，也被中译者杨孝柏教授中肯的认定为“故事结构松散，词汇不够丰富，整体有晦涩之感”。不过杨教授对另一位“领袖文豪”卡扎菲的评论就有点儿武断了，他指出“卡扎菲也有一些作品，但大都是散文”，却不晓得后面这位大人物早在十年前就有中译本小说选面市了。据说“那些文字和主题，在利比亚的沙漠上空，就像卡扎菲的名字一样，被居住在那里的人口耳相传”，听起来很像反对派政府新近张贴在的黎波里街头的布告——全城搜捕卡扎菲，人人有责。

文学之于政治活动、特别是政治合法性的功用，从《为徐敬业讨武曌檄》那会儿起就颇见成效。随着通信技术尤其是现代传媒的发展，“以笔为剑”越来越不像个比方，而是实实在在的现实。瞿秋白写《多余的话》的时候，还感叹像他这样的“文学人”于当今世界已经没什么用了，其实“文学人”有没有用固可商榷，“文学”却是大大有用的。盖因自有文学之日起，其传递的便是关于“我（人）是谁”、“我（人）将往何处去”的思考，至于文学形式的发展倒还在其次。中国读者阅读外国作品，现代读者阅读古代作品，会生发感同身受的知觉，便是因为这种问题意识的统一性和延续性。而倘若作者在回应或延伸关于这类问题的解答时，有意识地加入与现实感、时代感相应的成分，便成为一种通往现实的路径。读者阅读这类作品时，在其引导下与现实问题重新发生关联，借力的视角和方法却是作者设计好的，则读者对现实随即产生或抵触、或拥护的情绪，也就不足为怪。

从这个角度说，一国领袖既然是政治事务的实际参与者和设计者，则其自然也有借助文学路径加以表达的自由。19世纪后半叶英国保守党巨擘迪斯累里，便留下过不少水准在一流半与二流之间的小说。出版商趋利，某人成名前兴许看不上其作品，待其入阁拜相，马上重新包装、隆重推出，在商业社会里也是常事——这便是退休政客回忆录频频卖出高价的原因。但这种状况还不同于我们所说的“领袖文学”，因为“领袖文学”粉墨登场的时代，差不多都有万马齐喑、文化凋敝的意味，以至于那些结构松散、词汇贫乏、整体晦涩的物事，居然被说成是万民景仰的标杆了。

文宣官员的脑筋，在这个问题上起的作用委实重大。勃烈日涅夫能得列宁文学奖，与主管意识形态的政治局委员苏斯洛夫密不可分。后者号称“灰衣主教”，生活朴素、待人谦和，但这绝非因为苏氏人格高尚，而是这个人已经全然工具化、无趣化，除去四处“灭火”、确保不出乱子之外没有其他生活目标。苏斯洛夫号称苏共头号理论家，一生最大成就是操办了斯大林、赫鲁晓夫、勃烈日涅夫三位领导人的七十大寿，以至于当人们要替这位伟人编一本文集时，发现除去官样文章和空话、套话，他实在的连一篇“理论”文章也没写过。萨达姆·侯赛因的新闻部长萨哈夫，其表现我们早已领教过了，此人最有名的一句言论是：“我们是故意让他们（美军）进城的，以便设下陷阱、一举歼灭！”

罗伊·麦德维杰夫在《斯大林周围的人》里写道，苏斯洛夫晚年已经彻底成为一位“新人”，即使是在汇编自己早年的讲话时，也一定慎之又慎，把当年对斯大林、赫鲁晓夫等人的褒贬毁誉之词统统删去。有如此真诚敬业的剪刀手，巨人辈出的俄罗斯文坛到1980年代自然凋敝不堪，只能膜拜勃总这位文武全才的大作。可惜时过境迁，我们已无缘瞻仰勃总与萨达姆的丰姿，只剩一个卡扎菲，还得“口耳相传”来寻找。从色诺芬时代而来的天才谱系，眼看就要中断，当真可惜得很啊。

（原文载《新京报》2011年8月27日书评版，发表时有删节）

在写作《历史哲学》时，黑格尔近于强横地把中国标注为“缺乏诗意的‘理智’”之代表，而将印度描述成截然相反的“狂想和锐感的区域”、“一个妖异的世界”。至于身居两者之间的西藏地区，除去承当了“可以从他们回溯到历史的开端”这类文化-考古学价值外，本身极其缺少历史内容。说这话时，他多半预见不到如下的事实：1938年春，一支由人类学家、博物学家和地球物理学家组成的德国科考队远赴拉萨，试图自空间上证明西藏这块“无水之地”乃是作为陆地文明终极代表的德国人最初的发源地，从而将陆生的“雅利安式”空间秩序与犹太-基督教文明的海洋空间秩序对立起来。而后者在黑格尔那里，本来是作为“文明的赋予者”和现代历史的象征而存在的。

位于山南地区的桑耶寺是藏传佛教史上第一座佛、法、僧三宝俱全的寺庙，始建于8世纪。在探访这座栖身群山与河渠之中的大寺时，本文作者首先注意到的便是乌策大殿四角象征地、水、火、风“四大和合”的四色佛塔。这种四元素说，与希腊人及古代汉人关于水、火、土、气的四元素说基本一致，它证实了黑尔德在《生活世界与大自然》中强调过的事实：尽管世界各民族的发源地与常居区域自然条件差异甚大，但人既然为人，则其原初的触觉——关于冷、热、干、湿的认知——并没有本质性差异，因此，最初的“生活世界”就元素角度而言具有一致性。但鉴于这种一致性无法直观地借助其自身得到呈现，在借助人类的活动体现其自身的过程中，差异产生了。这才构成所谓“夷夏之分”。

元素运动与特定的空间秩序或者说“法”（Nomos）存在关联，不是什么新鲜话题。苏格拉底认为水、火、土、气四元素的均衡和谐，四时节气的变化有常方可构成正义的宇宙秩序，与中国的“中道”很是接近。反过来讲，缺乏某一种或某几种元素，或者某一种元素异乎寻常地强大，则将导致整个秩序的癫狂与倾颓。孟德斯鸠和托克维尔显然都认可这样的观点。“四大和合”的另一个意义在于，四时正则仓廪实，生活的迫切需要比较容易得到满足，然后就有了亚里士多德乐见的Leisure（闲暇），可以思考和探究一些更加严肃重要——“仰望星空”——的问题了。反之，极寒极热、四时不正的地方，元素运动失调，庶民痛苦，照黑格尔的看法，也就“永远被排斥在世界历史的运动之外”了。

元素之构成空间秩序，首先是借助人对所处自然环境的直观感知。刘安在编《淮南子·坠形训》的时候，指出“南方阳气之所积，暑湿居之”，又说南方人“修形兑上，大口决此，窍通于耳，血脉属焉，赤色主心，早壮而夭”；与之相反，：“北方幽晦不明，天之所闭也，寒水之所积也，蛰虫之所伏也”。是以南人与北人的元素-空间观感差别就很大。相比四季潮湿的南方，生活在北方的人对节气变化的感觉一定会更敏锐。笔者在江南长到十八岁，随后迁往北京，才对四季日照的角度和差别分明的色调有了更直观的感觉。是以北人居于“土”而敬事天，言喜称“风土”、“水土”，包含的是“风”与“水”为“土”所辖制的意味。“圣希天，贤希圣，士希贤”，即便师法天道的圣人也是安居在大地上的，并且具有鲜明的等差。南人则欢喜不甚明白的混沌态，庄子的大鹏“怒而飞，其翼若垂天之云”，游徙于“风”中，俯瞰“土”质的人世。有学者认为北人尚儒，南人崇道，那两种政治的“法”即是基于元素-空间的差异。

从这个角度说，青藏高原这一“风”元素异常繁盛的场域，因其天然地极度缺乏“水”元素，很难形成长期而稳固的法秩序。但“风”带来众多玄妙奇丽之思，吹入西方印度、尼泊尔“狂想和锐感”的因素，与“土”的本位结合，形成其独特的“法”。这种结合的事实例证，便是1642年五世达赖喇嘛对藏王战争的胜利——格鲁派的胜利。在固始汗和蒙古和硕特部军队的支援下，达赖喇嘛击败藏王，将西藏纳入其政教一体的统驭之下。“风”控制了“土”，地产和农奴以寺院为宿主重新加以划分，这种面貌和道家仅仅是“俯瞰”的姿态当然大为不同。

元素在宇宙中流动，除构成特定的空间秩序外，亦不可脱离时间维度。这种时间维度的流动，构成人类的历史。鉴于人类拥有“历史地获取其存在和意识的力量”，当技术条件的变化使得某种元素的能量及其代表的全新秩序得到呈现，而某个国家或某个民族的立法者恰好意识到这种变化，并决意把握住这种历史契机、围绕这种新元素重新调整和组织该民族原初的存在形态时，他们便跳出了预设的“天命”，拓展或曰重构了自身的生存空间。

在这方面，我们最熟悉的例子莫过于地理大发现以来海洋文明——“水”元素——的崛起。在《圣经》和《蒂迈欧篇》中被视作邪恶之源或未知之地的海洋因地球科学和远航技术的发达而获得了被整全认知的可能性，盎格鲁-萨克逊人嗅出了这一空间革命的历史契机，从经济结构到政体都自我塑造为“无根化”的海洋存在，终于成为16世纪以来空间革命的最大胜利者。马汉上校自豪地以“海权对历史的影响”为题记录这段经过，其实与其说是海权对历史产生了影响，倒不是说是海权在历史中显现并发挥了影响。至于1940年代以来主要强国对航天技术的渴求，则多少也受到这种经验的影响。他们认为，对天空——“气”元素——的领会与把握，将构成下一次空间革命的灵魂。

在这种历史性的场域变化中，独有“无水之地”的统治者们战战兢兢，继续安坐在古老而脆弱的“天命”庇佑下。1913年之后，十三世达赖喇嘛及其后继者殚精竭虑，试图在清末民初混乱的政治局面下求得西藏的半独立地位，延续其毫无变更的政教一体政制。他们操练新军、变更税制、引入国际干涉，以其作为筹码和扶持，使得西藏政局一度呈现与桑耶寺那兼具汉、印、藏三种建筑风格的乌策大殿相仿的“丰富”面貌，却始终缺乏将现代技术和文明（以精细的财税体制为代表）与传统——“土”与“水”——加以榫合的信心。随后，如同戈尔斯坦在《现代西藏史》中描绘的那样，当以全新政治制度、思想工具和技术装备武装起来的人民解放军在1950年兵临昌都时，拉萨那个喇嘛王国几乎立即就解体了，留下的惟有仅仅作为符号和象征的“文化”。

（原文载《世界博览》2011年第14期，发表时有修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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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上市的《现代舰船》杂志9月B刊刊登了笔者与美国海军战争学院副教授、中国海军问题专家James R. Holmes关于中国海军战略问题的笔谈录，以及霍氏一篇论文的译稿，有兴趣的TZ请购买本期杂志，或移步：http://site.douban.com/widget/articles/237332/article/14148329/

     两幢楼房间的空地上生满了爬山虎。

    一只小猫从层层叠叠的叶片中探出头来，像荷塘中的锦鲤。

      人是不得不服老的。三年前的夏天，我和罗登、付玮坐着47个小时的火车到拉萨，一觉起来，已经能把酒欢会、夜夜笙歌。三年后再度飞来拉萨，头一晚就发起38度5的烧，外加左肺感染和心动过速。

      在诊所打着5个吊瓶的时候，梳着歪把梨子头的罗桑德吉一直站在对面，用好奇的眼光打量着我。三年前我第一次见到她时，伊还只是个不到半岁的小娃娃哩。

1609年，荷兰人雨果·格劳秀斯出版了一部很难称得上完备的公法著作《海洋自由论》。在这本早产的小册子里，现代国际法之父第一次提出了与大陆传统相对立的海洋秩序和海洋的“法”。依他的见解，大陆的法以越来越明晰、越来越不易变更的国土疆界和疆界内唯一的统治者（君王）作为特征，而“海洋是自由的”，它可能受到风、水、热等自然因素的影响，唯独不受国家及君主的控制。由于海洋的流动性和几乎是无限的沟通作用，17世纪以来，当英国人和荷兰人以海洋作为巩固和发展国家的基石，并打算借助对海洋的控制和争夺来实现其伟大国家的理想时，他们的道路是越走越宽的。

问题在于，即使是站在历史后端的我们，也无法轻率地断言，以海洋作为立国基石的过程是“自然而然”发生的——17世纪初的英国政府对于海洋并没有表现出多少特殊的兴趣和开发欲望。当时的英国人并不认为自己的国土是一条浮动的利维坦巨鲸，而是像许多大陆国家的公民一样，管它叫“固若金汤的海中堡垒”。在格劳秀斯出版其著作后26年，大名鼎鼎的约翰·塞尔顿爵士也在伦敦出版了一本关于海洋法的著作，标题争锋相对：《海洋封闭论》。这本小书罕见地同时受到了斯图亚特王室和“护国公”克伦威尔的好评。对此际的英国人而言，海洋航行自由也好，贸易正当性也好，更像是基于礼仪的敬辞，而不是某种带有特殊内涵和决定性重要度的法则。

除了海盗（Pirate）。

在17世纪初的英国，最富于商业嗅觉、冒险精神和闯荡勇气的人便是海盗了。这没有什么可羞愧的：在“国家”、“主权”、“民族”等现代观念站稳根基之前，个人一直是军事冲突和战争中最重要的角色。直到18世纪末北美独立战争时，英国王室还需要私掠船和德意志雇佣兵来替他们打仗。而从16世纪后半叶开始，以大名鼎鼎的德雷克、霍金斯、格林维尔、坎伯兰为代表的英国海盗成为了天主教西班牙帝国最难缠的对手。依据政治形势的变化，伦敦的政府不时地作出决断，将海盗头领们封爵、绞死或者流放，与专制帝王时代皇帝对雇佣兵队长的做法并无二致，但这对海盗团伙本身的行动从来没有产生决定性影响。

伴随着海盗活动的蔓延，“自由航行”、“贸易保护”这些空洞无物的词汇被赋予了生命，人们逐渐发现了海洋生活之于他们自身的不可分割性。殖民性质的贸易公司兴盛起来了，信贷业和金融部门发达起来了，就连清教徒和囚犯也选择远渡重洋、到一片未知大陆（美洲）去开拓和建立自己的家园。伴随着这种切身的、基于内在冲击的实践活动，英国民众的海洋观发生了某种不为人知的变化。到知识界对于这种变化作出系统的归纳和结论——即菲利普·麦道斯于1689年出版他的《关于海洋霸权和海洋主权的省察》一书之时，距塞尔顿的煌煌巨著《海洋封闭论》问世过去了还不到六十年。

这是一个了不起的历史时刻。源自每个民众自身志愿的“社会”，而不是“国家”，首先决定承担驶入海洋的历史责任；这一开端对日后英国海权所取得的辉煌，怎么强调都是不为过的。在那之前，英国是一个岛国，但也仅仅如此，与西西里、牙买加、毛里求斯并没有实质性差别，都是“脱离大陆板块的小块陆地”。但在17世纪之后，整个英国的社会观念和政治-经济结构都变得扩散和无根化了。直到“日不落帝国”的辉煌烟消云散，伦敦的中央政府也从未能建立起一种高度集中和资源强制配置的管理模式，英国的整个海洋帝国几乎都是按纯粹的商业原则建立起来的，永远处于流动和扩散之中。海洋国家的秩序与海洋的“法”，终于尘埃落定，降临人世。

雪珥新书《大国海盗：浪尖上的中华先锋》，正是基于类似的推论，将关注点放在了历来被忽视的中国海盗身上。从时间上看，汪直、林道乾、林凤、郑芝龙等中国海盗活跃于17世纪前后，与他们的西方同行差不多是同一时间。从力量上看，中国海盗在鼎盛时期拥有亚洲一流的舰队，航迹遍及南海与今日的东南亚国家，郑氏父子更一度据有台湾，使庞然大物的清帝国无可奈何，较之拓殖海外的英国、西班牙、法国海盗毫不落下风。中国海盗也与欧洲海盗一样，与本国政府处在一种复杂的关系中：时而相互倚重，时而反目成仇。而更为重要，也是作者竭力试图说明的，则是两者最终之命运、特别是对“国运”产生影响的截然不同——西欧尤其是英国海盗最终成为本国利维坦化、形成以海洋为中心的现代化方式的先驱，德雷克等人更是成为民族英雄，至今名垂青史；而中国海盗在历经明一代的打击清剿和总体历史的嬗变后，至清初乃烟消云散，遁入历史的暗角。中国非但未能成为海洋中心的现代化模式的先行者，反而自废武功，转入闭关自守的封禁状态，直至19世纪中叶重新为西洋的“坚船利炮”轰开国门。

然而，这种“海洋与大陆对立”、“海洋中心优于大陆中心”的二元观念，并非全无可疑处。欧文·拉铁摩尔在1939年出版的《中国的亚洲内陆边疆》中即注意到：“新海权时代产生于西欧的原因，是与近代资本主义的发生、发展与胜利有连带关系的。……这种情况以及英国由海权产生的政治势力，掩盖了新海权与新的商业、工业及金融权益本无关系的事实。”作为一种旁证，进入20世纪初，伴随新技术革命的发生，盘踞大陆之内、在资源和人口上占据优势的陆权“洲级大国”已经可以和贸易中心的海洋国家相抗衡，而传统海权论坚持的“海洋经济是决定一国经济繁荣的关键要素”这一信条，亦为技术进步所颠覆。技术取代贸易成为经济发展的动力，意味着现代世界中的海权与国家经济繁荣的关系和18、19世纪恰好相反：是一国总体的经济实力决定了海权的兴衰，而不是恰好相反。

现代地缘政治学的两大传统，一为英国地理政治学（Geopolitics），二为德国旧地缘政治学（Geopolitik）。前者基于盎格鲁-萨克逊海洋传统国家（英、美）的战略优势，自是希望尽可能维持和强化这种优势；后者则颇受19世纪末社会达尔文主义和仿生学的影响，惯于强调国家主体的“人格化”，无形中又凝固了“大陆与海洋对抗”的面相。其实这种看似坚固的海神崇拜论，在历史演化的长河中不过是沧海一粟：16世纪末，因为技术限制已经达到相对顶峰的大陆强权，为基于新的盈利方式和运作结构的海权所压服，海洋成为现代化的主流和神祗；而在20世纪后，陆权新优势的开发和反击又使得海权作出回应，终结了绝对化的海神时代。由海而陆，由陆而海，地理意义上的权力中心始终伴随着技术、社会和思想环境的变化在海陆间循环，而“对立”与“超越”，不过是其中稍纵即逝的鸿影罢了。

（原文载《世界博览》2011年第12期书评栏目，发表时有删节）

劳伦斯·赖特的《巨塔杀机》（The Looming Tower）有一个耐人寻味的结尾：2002年3月，阿富汗-巴基斯坦边境一支部落武装的头目古尔·贾恩遇上两个问路的阿拉伯人。贾恩看过美国飞机投下的传单，认出那是“基地”组织的要员，但他没有电话。在找到可以与美军直接联络的渠道之前，阿拉伯人已经消失在了群山中。

倘若本·拉登竟以这样的方式销声匿迹，变成和埃米莉亚·埃尔哈特、辻政信、建文帝一样“江湖上流传着哥的传说”的失踪者，当然很有文艺气息。只是美国人民的欣赏趣味毕竟大众，拉登终于还是被从藏身地找出来，轰杀至渣了。而“拉倒”之后，不独美国人民欣喜非常，居然还引出一串好玩的时论，有说“拉登为中国创造十年战略机遇期”者，有说“收拾完拉登美国就要集中力量对付中国”者，仿佛正在上演的是圣乔治屠龙或《美国战队》一类好莱坞主旋律戏码。大慈大悲的媒体则又有诉诸“人类共同利益”者，从上述微言分析出了狭隘民族主义的真义。甚至有人考证出拉登是阿森纳球迷，颇显“真性情”云云，笔者都要怀疑温格六年无冠是不是政治迫害了。

本·拉登与他的恐怖主义同志，本来是中东现实政治的失意者。构成“基地”组织的几股中坚力量里，埃及派是为萨达特-穆巴拉克政府打压的“穆斯林兄弟会”激进分子，追求教权主义的泛阿拉伯运动不可得，只能到阿富汗从事政治投机。拉登及其追随者则是沙特国内政争中的少数派，纵然腰缠万贯、一度登堂入室，依然是伊本·沙特家族的附庸；而拉登既动了置喙内政的心思，在利雅得待不下去，自然只得成为沙特“祸水外流”的下一个代表。其余尚有不容于巴勒斯坦民族权力机构和叙利亚阿萨德政权的政治流亡者，苏丹哈桑·图拉比派的余党，以及来自伊拉克、黎巴嫩、阿尔及利亚各国的政治边缘人。甚至于在“基地”组织赖以栖身的阿富汗，拉登都得借“9·11”前夜暗杀马苏德一类示好行动方能取得塔利班政权的信任。而评论者在十年前惊悚于以平民为目标的“圣战”的巨大杀伤力，十年后又欣欣于拉登之死被过分夸大的意义，当然会忽视一切现实问题都是历史因素的累积和叠加。

“基地”组织生命力持久、死而不僵，无非因其汇聚了大中东地区一切政治失意者和“现代化失败”国家的反对派。轰杀了约旦人扎卡维、沙特人本·拉登，还有一众埃及人、叙利亚人、巴勒斯坦人和也门人薪火相传。拉登本人倒是严肃地考虑过“变革命党为执政党”的问题——1990～1994年，“基地”组织一度与苏丹的教权主义者合流，在喀土穆修高速公路、搞石油和农业开发，要建设某种新型公社。不过游击队员种起地来终究不是内行，嗣后还是跑去了阿富汗。而去岁以来大中东地区此起彼伏的革命浪潮，则验证了作为“基地”组织对立面的各国旧政权本身缺乏高明的治术；至于新兴政治力量提出的变革口号，则与化身为恐怖分子之前的“基地”各派别早先的政治诉求相吻合。这样一来，问题就变成了：在一个经济要素相对健全，却体验过阿拉伯社会主义（纳赛尔埃及）、“白色革命”（伊朗的君主派改革）、伊斯兰革命、威权主义、军事独裁一系列失败“试验”的大中东，是否依然有机会、有条件走出一条以本地区传统为基础的、稳定的政治现代化道路？而美国这个仲裁者，又将如何看待这种尝试？

对华盛顿而言，从1991年到2000年的十年是在中东“不思进取”的十年，美国至少两次错过主导阿以和平的机会，又未能建成针对伊拉克这类平衡破坏者的长效集体行动机制，使诸种不稳定因素持续发酵；从2001年到2010年的十年则是“矫枉过正”的十年，不稳定因素因为对阿富汗和伊拉克的军事行动开始流动，由东向西形成一个“动荡新月”或曰“政治巴尔干”。奥巴马上台以来主打“阿富巴”、撤出伊拉克，不过是选择性无视。拉登在伊斯兰堡被找到，刚好旁证了将近十年的军事-政治攻势远未摧毁“阿富巴”地区的动荡熔炉——“动荡新月”本来就是一体的。

至于美国是不是要“围剿”中国，和拉登又关联与否，纯粹是混淆不同层次的问题。对一个“既不能退出、又不能主宰世界舞台”（基辛格语）的美国来说，护持并延续一种具有全新内涵的“世界领导者”身位无疑是重中之重。作为快速崛起者的中国，因其在参与世界事务时不会自限于美国所界定的国际责任，竞争与不确定性在所难免。浅薄的评论者喜欢以19世纪末的英德对抗比附今日的中美关系，他们大概都忘了最重要的一点：1914年8月的炮火首先是政治失败和外交堕落的后果。而到1918年11月时，即使是战胜者也没有感到任何意义上的快慰。

     子夜与破晓之间，天际常回荡低沉的气流吼声。有那么一阵，繁星怠惰昏暗，四周沉寂，巷道全为这低吼占满。随之群星猛地闪上几下，天空由黑红而墨蓝，由墨蓝而再浅。清洁车的金属颠簸声会此起彼伏唱响，而后气流的低吼隐退。那便是一日的开端。

     我在运河边住过许多年。每天这个时候，远处铁道线上悠长的汽笛，附近货运船间短促的号令，路灯在一刹那齐整熄灭的闷响，清洁车在石子路上清脆锐利的颠簸，送奶工手下玻璃瓶不经意的碰撞，第一批栖上枝头和电线的麻雀的对话，乃至早起的老年人习惯性清喉咙的咳嗽声，如同河流本身一般从感觉里绵绵涌出来。终于不得不觉得Daybreak这词，和“破晓”真是契合的太好，也不得不跟着读起来：

     But when the House-Carrier climbs from the ground to the plant,

avoiding

     the Pleiades, then is no longer the season for digging round vines---

     no, but for sharpening blades, wakening your work-people;

     no more sitting in shade, and no more sleeping till daybreak,

     for this is the season of harvest, when the sun parches your skin;

     this is the hour of hurry and gather your harvest homewards,

     though you rise before dawn to do it--- to win safe what ensures life.

     Daybreak takes a third of a day’s work as its share,

     daybreak pushes man on his road, pushes him, too, in his work,

     daybreak at her appearance has set many a man on his travels;

     it is daybreak that lifts the yoke on the neck of many an ox. (Hesiod: Works and Days, c.571-580)